第二，美日荷三国中，最大的变数是荷兰。日本有意加入美国对中共的芯片禁令。1月1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白宫，与拜登洽谈甚欢。双方力推美日同盟现代化，积极应对中共挑战，强调芯片合作。

　　荷兰则大不一样。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曾表示，荷兰对于美方与其协商的对华销售禁令并不特别感兴趣，同时不愿意影响到荷企的正常营运。1月17日，马克·吕特访美，拜登还在敦促荷兰支持美国对向中共出口芯片制造技术的新限制。或许这次峰会起了作用。

　　不过，荷兰毕竟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根在西方。中共的利诱虽起一定作用，但中共对西方的系统性威胁，却是有目共睹，欧盟内部的团结和美欧跨大西洋联盟更显重要。

　　例如，同样也是在1月27日，美日荷达成协议前几小时，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出席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时表示，当涉及到确保欧盟和美国在技术方面的共同安全时，欧盟总是跟美国站在一起。“我们完全同意禁止中国（中共）获得最先进芯片的目标。”他说，“我们不能允许北京获得最先进的技术。”

　　除了上述政治共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对芯片业的控制力。大陆体制内学者非常关注这点，并概括为：体现为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对核心技术和高端研发的控制，对主要半导体企业在融资渠道和股权结构方面的控制，以及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产品买家而形成的市场控制；正是技术控制、金融控制和市场控制，共同构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霸权的三个基石，确保美国在产业竞争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仍具有强大的产业权力。

　　举例而言。荷兰最重要的芯片设备供应商，也是全球唯一能制造EUV（极紫外线光刻机，用于7奈米及以下先进芯片制造工艺）的艾司摩尔（ASML），美国掌握了其50%的股权，而其EUV光刻机中，有55%使用了美国的零部件。

　　这就使得荷兰虽有摇摆，但在关键时刻，还得跟美国站在一起，达成这次的“神秘协议”。

　　“神秘协议”的达成，对中共的打击是巨大的。众所周知，目前全球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美商应材（Applied Materials）、荷兰艾司摩尔（ASML）、日商东京威力科创 (TEL)、美商柯林研发(Lam Research)、美商科磊(KLA)及日商尼康（Nikon）是前六强，几乎控制着全球市场。

　　2020年，川普政府施压，上述厂商开始禁售7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设备EUV刻光机到中国。2022年10月7日，拜登政府扩大禁令，14奈米以下的DUV刻光机都不能销售到中国（今年1月17日，扩及于澳门），此禁令对美国本土设备厂商立刻生效，剩下荷兰艾司摩尔、日商东京威力科创、尼康。通过这次的“神秘协议”，缺口被堵上了。

　　应该说，这是拜登政府的外交胜利。但是，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了。

　　固然，美国针对中共的芯片禁令是空前严厉的（被一些人称为“科技宣战”）， 严厉管制向中共出口（一）先进芯片、（二）相关设备、技术，还首次禁止“美国人士”未经许可在中企支持其先进芯片的“研发或生产”。“美国人士”包括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任何人违反这一禁令，其美国公民身份或绿卡永久居民身份就会遭到剥夺。

　　可是，1月29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却揭露了一个大漏洞。中共的顶级核武器研究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CAEP），早在1997年就被列入美国出口黑名单。但是，《华尔街日报》对采购文件的审查发现，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CAEP至少购买了十几次精密的美制计算机芯片，规避了美国几十年来旨在遏制此类销售的出口限制。

　　报道说，CAEP采购的大部分芯片的尺寸从7纳米到14纳米不等，其中许多是中国难以大规模生产的。这些芯片在市场上广泛存在。CAEP购买的英特尔Xeon Gold和英伟达GeForce RTX芯片的版本可以从淘宝网上购买。但购买的产品并不包括过去两年内推出的最新一代芯片。

　　也就是说，中共的军方及其供应商通过使用空壳公司和其他方式绕过美国对终端用户实施的限制。

　　美国商务部负责监管敏感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工业与安全局表示，“当大众化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中经过多重商家之手后，完全看清最终用户是谁是一项很大的任务。”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却批评道：“我们的政府没有时间抱怨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我们需要有解决办法。这是为什么我会彻底评估工业与安全局的有关政策和规则，确保出口管制认真得到执行。时间很宝贵。”

　　就此而言，美国要打赢与中共的芯片战，出台政策、签订国际协议只能算是第一步，如何扎紧篱笆才是真正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