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9日
全球目光聚焦苏格兰格拉斯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之际，中国公布了减排新目标和行动计划，以及低碳排发展战略。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一炭排放大国，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和行动是各方关注要点。
10月28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和《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第一份文件在201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的落实状况基础上提出新的NDC目标和实施计划，阐述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立场、成就和推动气候议题国际合作的考虑。第二份文件阐述低排放发展的长期战略愿景、基本方针、战略重点和政策导向。
不过，面对近年来与西方主要国家关系紧张，气候领域的合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展开？美国拜登政府提出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对华战略是否可行？中国政府的承诺和西方的期望之间有多大差距？
总部在伦敦的 “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组织创始人和总裁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接受BBC中文专访时谈到中国过去二十多年在环境保护和发展模式方面走过的道路，与西方在气候议题上的主要分歧与合作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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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对话”成立于2008年，宗旨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在生态环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寻找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图像加注文字，中外对话组织总裁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
主要分歧与合作可能
中国三十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环境资源代价变得触目惊心，逐渐逼近发展临界点、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气候变化日益成为重要国际议题，地球变暖和绿色经济、可再生能源逐渐成为全球关注话题。
希尔顿说，中国经济转型、产业链升级的需求为绿色科技和绿色能源发展提供了契机，大力投资开发低碳技术被写入国家发展战略，包括交通电气化、电动车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核电计划，以及碳捕获技术。
“这一切从边缘话题变成占据中心舞台的产业战略，也正是这个时节，中国与全球碳减排的成功真正产生了直接关联。”
将开发绿色技术成为重要国策，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是中国“希望作为供应商向深受碳困扰的世界提供商品和服务”，但这跟中国本身需要尽快减少碳排放是两个不同的话题，不应该混淆。
那么，中国和美国在气候领域目标有多大差别？双方能够在气候领域屏蔽安全、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等对抗因素的干扰展开合作吗？
希尔顿认为，必须承认各方目标上确实有很多不一致，而且“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她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歧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即中国是一大威胁，对美国的繁荣甚至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这种焦虑部分源于中国的产业政策，以及美国和许多发达经济体日益增强的一种意识，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和措施不公平，因为政府补贴压低价格，从而通过不公平贸易实现垄断，而这已经成为美国严重最大的问题。这是安全议题的一个方面”。
“供应安全的另一个方面涉及到气候问题，就必然涉及到技术，很多这方面技术的主要供应商一直是中国，比如太阳能技术。如果想通过贸易政策来表达人权方面的批评态度，那就需要迅速改变原材料来源地，更换供应商”。
希尔顿多年关注中国环境问题和气候政策。她认为中国目前在气候议题上的立场、承诺和行动与最开始那种“先污染再治理”的基本态度已有很大差别，而外界现在最关注的主要有两点：对煤炭的依赖不减、实现减排承诺的时间表。
她说，中国至今仍非常依赖煤炭，煤炭使用量持续上升，这与中国煤炭主导、石油需大量进口的能源结构有关，也有能源供应安全方面的考虑。
调整能源结构的困难在于牵涉到机场机制不合理，供应安全方面的考虑又跟中美关系紧张和对抗有关。
另外，她补充说：“许多人在关注中国是否会接受1.5°C目标；中国对这个数字一直比较抵触，因为较苛刻”。《巴黎协定》中写的是“2°C或更少”。
但是，希尔顿说：“我们能够期望的最好的结果，是采取一种务实的、就事论事的方式，把气候领域的合作跟其他领域的紧张区分开。”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BBC
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会升级的背景下，西方怎样才能在气候议题上与中国保持接触，同时避免出现更多对抗性的境况？
希尔顿认为可以在部分领域通过多种方式寻求合作。
比如，中国不久前宣布将停止在“一带一路”沿线新建煤电站，还将支持其他新兴经济体开发低碳能源系统。
“当然，这件事美国也感兴趣，欧洲也感兴趣，”她说。“在我看来，我们显然应该合作，以确保新兴经济体能够开发出支持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但要跳过碳密集增长阶段。否则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对气候变化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承受力的未来型城市的设计、兴建是中国可以跟西方合作的另一个领域，也可以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国家新能源发展的方向。
她强调，如果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也持对抗姿态，呈敌对关系，“那么所有的人都是输家；没有合作就不存在取胜之道”。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BBC
气候金融
缓减和适应气候变化，包括交通电气化、碳关税制度、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方式、碳排放定价系统，向绿色能源转型时间表，等等，一切雄心壮志都需要大量资金才可能实现。
发达国家已经承诺到2020年每年筹资1000亿美元，但到2021年仍有将近200亿美元缺口。气候金融是COP26的一项重要议程，也将是今后全球气候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金融与基建转型教授梁希认为，全球碳排放定价体系、碳排放配额和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监管，是中国和西方立场差距较大的一个领域。
他书面回答BBC中文说，这方面的差异主要有四点：
“一是碳定价体系发展程度差异，如欧盟和英国主要使用碳市场进行碳减排，美国还没建成全国碳交易体系，中国则刚刚开始进行全国碳市场的试点。
二是能源、环境与气候政策设计差异，欧盟以碳市场为核心推动能源体系转型，中国则通过碳市场在内的多种政策手段促进能源转型，美国则倾向于使用补贴和排放监管政策；
三是对气候减缓责任分配上仍然有分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欧美则希望中国承担与主要发达国家一致的减排目标；
四是机制间互信和核算体系衔接，这需要各国在巴黎协定的多边机制下建议碳排放核算有关统一规则并保障充分的透明度，目前离这个目标仍然有一定距离。”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BBC
COP26 的四个目标
1. 到21世纪中叶确保全球碳排净零，保持 1.5 °C 升温目标仍可企及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与会各国更新NDC，即本国自定碳减排贡献目标，提出更大胆进取的2030年减排目标，与实现本世界中叶净零排放目标一致的NDC。具体而言，各国需要做到：加快淘汰煤炭、减少森林砍伐、加快向电动汽车转型、鼓励可再生能源投资
2. 适应气候变化，保护受重大冲击的社区和自然栖息地
在放眼未来的同时，必须面对现实，面对气候变化正在给世界各地带来的毁灭性冲击，全球共同努力来帮助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能够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建立防御、预警系统，以及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和农业，尽可能保护生命、生计和家园。
3. 资金调动
为了实现前两个目标，发达国家必须兑现承诺，即到 2020 年每年至少筹集 1000 亿美元的气候资金。这个承诺到2021年10月仍有较大缺口。实现净零排放需要融资数万亿，需要国际金融机构、共有和私营机构都各尽其能。
4. 齐心协力取得成果
对抗气候变化是每一个地球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无人幸免逃脱。COP26将争取最终确定《巴黎规则手册》，使《巴黎协定》得以生效的具体细则，还要推动政府、企业和民间的合作，加快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BBC
COP 的历程
里约公约 - 1992年6月，179个国家代表和世界领袖在里约热内卢开会商讨气候变化议题，最后的成果是多项声明和协议，其中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
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水平，以防止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的人为干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承诺定期会面，核查评估并推动气候目标的实现，缔约方会议（COP）定为年度峰会。
京都议定书 - 1997 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COP3）通过《京都议定书》，成为气候议题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但在现实中却沦为软弱、低效且有明显缺陷的一次控制碳排放尝试。
巴黎协定 - 2015 年 12 月在巴黎举行的 COP21 上，缔约国达成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要求所有国家，无论贫富，都必须实现经济脱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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