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鬼魂、梦与记忆编织的中国心灵之歌

JANE KRAMER2021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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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作者：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 | 本评论首刊于1976年11月7日

我们已经接受了中国革命的现实，但我们对中国人的了解还是一如既往地少——也许对身在美国的中国人就更少。不管怎么标榜，我们都不是他们的朋友，只是他们的爱好者，而爱好者身上总有一些花言巧语的东西，最后总会显出屈尊俯就的样子。我们的好奇心是自鸣得意的、是安全的，很少能够深入进去。作为中国的观察者，我们有点像看木偶戏的成年人，难怪中国人对我们如此怀疑，对我们的签证如此不近情理，宁要由十几个实业家组成的贸易代表团，也不要一个纸上谈兵的党棍。
美籍华人一定觉得更奇怪的是，我们因为中国革命的神秘而无视中国的神秘。十年前他们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无视他们的存在。现在，我们在美国的唐人街里窥看他们，急切地想知道他们是属于北京还是台湾——好像只需这个答案就足以让我们获得完全的理解。十年前，他们代表美国移民的刻板印象。他们是中国服务员、中国洗衣工。现在，他们是我们新措辞的一部分，而他们仍然是无名无姓的。


汤婷婷是一位年轻的华裔美国作家，《女勇士》是她的第一本书。这是一本精彩的回忆录。它把我们从浮华的辞藻里震出来，超越我们愚昧的陈词滥调，回归一种顽固的、完全陌生的感官奥秘。我觉得，自从安德烈·马尔罗那本忧郁的巧妙之作《西方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以来，再也没有哪本书这样尝试了。《女勇士》是关于做一个中国人，就像《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是关于做一个爱尔兰人一样。这是对灵魂的探索，而不是风景。它的来源是梦与记忆，神话与欲望。它的危机，源自一颗从约束和恐吓它的根源逃离的心。
故事开始于汤婷婷出生前50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30年，在广东省一个农村的汤家大院里。另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是汤婷婷的姑姑，但她没有名字，因为家族抹去了她的名字）即将生产。不是她丈夫的孩子——她丈夫在美国工作——而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个孩子与其说代表她自己的耻辱，不如说代表着某种威胁着所有人的黑暗与深刻的不平衡。以白布蒙面的村民们已经在哀叹这场灾祸，他们缓缓走向大院，手里挥舞着灯笼。他们用刀和石头摧毁这个家所有的一切。当天深夜，这个年轻女人在家中被毁坏的猪圈里生下了孩子，然后她把自己和孩子都溺死了。家人找到了尸体，但没有任何哀悼。有名字的姑姑变成了“无名女人”；她变成了一个故事，一个警示性的“传说故事”，将在多年后由汤婷婷的母亲讲给在加州出生的女儿。
汤婷婷说，在中文里，女性自称“我”时用“奴”这个字。这个奴是谁？她是什么？中国人的名字是秘密的、强大的、有内容的。没有名字，她就无法被解释；无法解释，就没有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女勇士》是关于她的身份——关于这个早已死去的中国女人，汤婷婷在她的鬼魂中找到了自己。
“姑姑的亡灵纠缠着我……我想，她对我也并非总是怀有善意。我在暴露她的秘密，而她是含恨自杀，自沉于井中的。中国人总是惧怕淹死的人，哭哭啼啼的溺死鬼耷拉着湿淋淋的头发，皮肤泡得肿胀，一声不响地坐在水边，等着拉人下水，好做他的替身。”
汤婷婷接受了这个替身的身份。在活着的人中，她会为那个无名女人说话。在她想象的中国之旅的开始，那里是个“至今……仍会缠着我的脚”的地方，但到达时，她比一百个真正去过那里的人还要确信。
汤婷婷在旧金山长大，在一个被莫名其妙的禁忌和恋物癖统治的家庭里，她的生活很阴郁。她很愤怒，因为家里会挂一张中国村民的照片，他们正在打捞被洪水冲走的财物，而把捞到的女婴扔回去。在她的幻想里，她是一名战士，就像花木兰一样。这是母亲给她讲过的故事，几百年前，花木兰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成了中国人民的传奇。在心中的神龙与地上的白虎指引下，花木兰中获得了超人的力量和勇气，父母为她举办给男丁的盛宴，在她背上刺下他们的冤情，让她去向暴虐的皇帝复仇。她率领一支由百万农民组成的军队，摧毁了一个王朝。她成了“尽孝”的传奇，然后她脱下盔甲，在丈夫的家里做一个完美、顺从的妻子。事实上，汤婷婷的父母悲痛难平。她的父亲离开村子到美国挣钱，从此再也没有回家。她的母亲，英兰，失去了长子和女儿之后孤身一人。38岁那年，她独自坐船到广东，在图强助产学校成为一名医生。她是个坚强的女人，而且技术高明。她赶走了在宿舍出没的可怕鬼魂。两年的时间里，她在晚上偷偷温习功课，这样别人就不知道她觉得这项工作有多难。当她的丈夫把她叫到美国的时候，她已经花了相当于50美元的钱买了一个丫头，在省内有了一个生意兴隆的诊所。
45岁时，她在加州生下了另孩子汤婷婷，她的“大女儿”，但她从来没有叫过她“长女”。她拒绝安慰。英兰在美国还有五个孩子，但没有助产诊所。她和丈夫曾经拥一家洗衣店，后来失去了它，他们又买下一家，后来它又被一个城市重建项目夺走了。这个在中国缺少土地的家庭，现在又成了加州贫民窟的穷人，成了贫穷的移民。英兰总是抱怨，以她的方式不屈不挠地抗争，但她不会把怨气撒在大女儿身上，再让她去征服加利福尼亚。


老一辈的中国人会祭祀或驱除鬼魂。但汤婷婷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太多的鬼魂，既无法祭祀，也无法驱除。母亲讲的故事里的鬼魂、她化身战士的幻想里的鬼魂、在她周围游荡的美国鬼魂——老师和同学、送奶工和清洁工，还有那个药剂师，她不得不向他讨些糖果，好抵消错送父母家里的一瓶药所带来的诅咒。而且她自己也有太多的不满。她的脑海里浮现起207件童年的怨恨，她努力为这些怨恨找到一个说法。
英兰告诉她，她在出生时被割断舌筋，为了让她什么音都发得出来——成为一个迷人的、声音甜美的未来妻子。但童年的困惑让她沉默了。她在幼儿园没有及格。三年的时间里，她在学校都没法讲话。当她说话时，声音是伪装出来的“干巴巴的声音”。在家里，她躲在成堆的衣服下面，躲在壁橱和地窖的秘密角落里。在学校，她折磨另一个中国小女孩——一个从不说话的女孩。她揪着那女孩的头发，拧着她的脸颊，大喊着“说话，说话！”，仿佛只要这个伤痕累累、泣不成声的孩子说一句话，她们俩就都能得到解脱。最后，她离开了，就像所有的美国女儿一样。她靠奖学金去了伯克利，显然嫁给了一个美国人，然后定居在夏威夷。
她以自己的方式让无名女人的灵魂安息。“如今，我看到的颜色更淡、色彩种类更少；空气闻起来像防腐剂的气味。村民们说他们看到地下室里有一个女孩在跳舞，如瓶中的精灵，如今我透过地下室的窗户窥视，却再也看不见以光束为裙的精灵，而是一个女孩在默默跳舞，以为没有人看她。”
汤婷婷告诉妈妈，她也会讲故事。我想知道英兰知不知道她讲得有多好。汤婷婷用苦涩而无情的爱来写作。现在，她的声音如同向着野蛮人唱出悲愤中国歌曲的蔡文姬一样清晰。它像战士的声音一样凶猛，也像任何艺术家的声音一样雄辩。——简·克莱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