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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昌海 年过六旬的我在北京长大。但有时候也弄不清楚自己算不算北京人。虽然我不到三岁就来到了北京，但我们家仍保留着一些江汉平原的生活饮食习惯。我也能不流利的说几句老家话。我从未在北京的四合院里生活过，对胡同文化生疏隔膜，对四合院没有感情。对老北京人邻里之间的那种亲亲热热，互相关心帮助却缺乏基本隐私的生活状态，没有过亲身体验。对诗琴书画样样精通，唱京剧当票友，种花养鸟放鸽子，斗蛐蛐糊风筝、习武练拳的所谓京师文化，我更是一窍不通。听说作家老舍旧居丹柿小院的三面墙边，树立的居然是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旗人有习武的传统，老舍在写作养花之余，还时常舞枪弄棒的。我只是听说过“京城第一大玩家”金寄水的名字，也略微知道国宝级专家王世襄、朱家溍和启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住的地方叫朝外东大桥棉花地10号。这地方七十年代改名为中纺里，是由中纺部宿舍演化而来的。1958年以前，从朝阳门到东大桥、三里屯这一带，大窑坑一个挨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修城墙时烧砖留下来的。那时也不通公交车，买个烧饼都得奔东四。夏天窑坑里长满了芦苇，要进城只能沿着坑与坑之间的小径蹒跚而行。擦黑儿从城里回来时，窑坑周围黑咕隆咚，风吹芦苇哗哗作响，吓得人头皮直发麻。每年夏季，都传来有小孩在窑坑里游泳被淹死的噩耗。冬天里，我们常用木板和铅丝做成土冰鞋和冰车，到窑坑的冰面上去玩耍。 长大一些后，窑坑边上有了一些平房和人家，我常常背着几斤白面到朝外吉市口去轧面条。把面粉交给一个有轧面机的人家，加工费大概是一斤面几分钱，而那时一斤标准粉才一毛八分五呀！ 1958年前后北京大兴土木，先是1956年宿舍院子南大门外盖了一座朝阳医院，西边盖了一所朝阳师范学校（后来北京八十中所在地），接着就是搞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在东边全国农业展览馆拔地而起的同时，西边的城墙也拆光了，窑坑填平了，盖起了工人体育场。我们少先队员也多次到体育场种树，或往树干上刷石灰以防虫害。如今50年过去了，我们亲手栽下或养护过的树木，不知是长大了还是砍掉了？那时的工人体育场也没有围栏，夏季的星期天可以坐在凉爽通风的看台入口处宽大的台阶上看书。花五分钱可以买一张露天游泳池的学生票，每场限两小时，超时补票。游完泳冒着炎炎烈日，头顶着湿泳裤回家，又饥又渴，如果能再花五分钱买一根冰棍吃就非常满足了。从东大桥进城也开通了9路无轨电车，后来又增加了一条12路。到景山或北海公园去春游，电车票价是9分钱，在公园里玩了一天后，若是成群结伙的走回家，剩下的一毛车票钱可以在路上吃两次冰棍。每到寒冷的冬季，工人体育场的湖面上就开辟了滑冰场，但由于票价较高，又买不起溜冰鞋（价值上百元）而从未去过。 我们这些住在东郊和西郊的人，从小就一直习惯说“进城了”。把自己当成住在北京城外的居民。进了朝阳门、东直门、建国门或阜成门、西直门、复兴门内，才叫进城。位于西直门外的北京动物园就被简称为“西郊公园”。一直到了21世纪初，住在通州、房山、门头沟、顺义、昌平、怀柔、密云、平谷、大兴等远郊区县的人，还习惯地说“去北京了”，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住在北京的人。那个年代住在城外，处处可以感受到乡村的气息：上学的时候，坐在教室里就可能闻到窗外空气中飘散的大粪味，那是农民在施肥。不远处就可以看到菜地、果园和农田。我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在白家庄，挨着三里屯。往东是六里屯星火人民公社，还有辛庄、豆各庄，姚家园。东面还有小庄、八里庄、英家坟、十里堡，太平庄，不知道东南还有个方庄。从东大桥往南是齐家园，再往东是现在的国贸CDB所在的大北窑、郎家园，还有八王坟、高碑店、大黄庄，传媒大学所在的定福庄，二外所在的三间房以及管庄。往西还有左家庄、北太平庄、车公庄、百万庄、魏公村、万泉庄。海淀那边还有公主坟、西八里庄、黄庄、中关村、太平庄，蓝旗营等等。从这些地名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地方以前都是村庄。 我从小住的机关宿舍院里，多数邻居同我们家一样，是从外地迁移而来的。每天放学以后，我们都不想回家，把书包一摘就在院子里玩耍。每到黄昏时节，各家主妇就会站在窗口，大声呼唤自家的孩子回家吃饭。一时间，江浙吴语，江淮官话，湘语、川音，齐鲁、三晋、东北……各种口音此起彼伏，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合唱曲。孩子们于是就恋恋不舍地结束游戏，忙不迭的背上书包，满头大汗地跑回家。他们对母亲用熟悉的乡音呼唤自己的小名，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何况有些孩子在家与长辈仍然说家乡话。 我对北京和北京人的缺点并不避讳，不像有的老北京人那样好面子或者护短。如“京骂”，“膀爷”，在公共场合不管不顾……，冬春的风沙和夏天的酷热，都令人不快。我不喜欢现在的北京小吃，喜欢南方风味。朱家缙先生对老北京饮食文化的精妙描述，周作人写的《南北的点心》，读后都令人垂涎神往。由于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我小时候从未品尝过北京小吃，如豆汁、炸焦圈，炒肝、煎灌肠、卤煮火烧、白水羊头之类。18岁成年以后去了外地，别人问我这个“北京人”：烤鸭、涮羊肉和前门外的“厂甸”、“天桥的把式”是怎么回事？我也张口结舌地说不出来。30岁以后回到北京，才有机会吃了这些小时候就听说过的东西。在那个年代，没有去过莫斯科餐厅和新侨饭店马克西姆餐厅的北京人，就太多了。我至今也没有去过仿膳、鸿宾楼、丰泽园、东兴楼、同和居、大三元、萃华楼等北京的众多知名餐厅。 对北京国安足球队的输赢我也不关心，倒是挺关心市政建设，希望北京越建越漂亮。我喜欢读众多北京作家和学者的著述和作品，喜欢人艺的话剧，爱听侯宝林的相声，不爱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类的京味剧，不懂京剧，不爱听评书、单弦、琴书、京东大鼓、梆子、曲剧之类，昆曲就更不懂了。对现今媒体的一些主持人不说普通话而说北京方言，我颇不以为然：好多人本来并非京籍出身，干嘛非得以说北京土话为荣？ 另一方面又总觉得自己就是北京人：北京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只会说北京话，能说一口标准的京腔，且可以京味十足。我一直欣赏北京人说话的技巧，透着智慧和幽默。18岁成年之后，我曾在外地生活十几年，那时候一听到北京话就有听到乡音时的亲切和兴奋。对儿时北京的记忆永远是那么鲜活，刻骨铭心地思念北京，连做梦都想回北京。在外地人眼中，我永远是个北京人；长年累月在外地生活时，也以自己曾是北京人而自豪，在情感上与北京血脉相连。儿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过的一首拉夜体藏族民歌《我的心愿》，时而在心中回荡：“在欢乐的春天里，我愿变成一只布谷鸟，唱着歌飞向北京，停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在温暖的夏天里，我愿变成一朵浪花，随着波涛流向北京，汇进中南海的绿泊里；在金色的秋天里，我愿变成一串麦穗，带着丰收的喜悦，挂在民族宫的金墙上；在白玉般的冬天里，我愿意变成一片雪花，满怀着对首都的爱，倾洒在人民大会堂的碧瓦上。”还曾经读了闻捷先生怀念北京的长诗，令人热泪盈眶。 20世纪70年代的一首《北京颂歌》：“灿烂的阳光，照耀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各族人民把你赞颂，你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啊，北京啊北京，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你迈开巨人的步伐，带领我们奔向美好的前程。”听得我热血沸腾。离京多年后回来刚下火车时，走在熟悉而又久违的马路上，那种梦幻般的感觉，如醉如痴，可能许多人都有过亲身体验。 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听到三毛的《橄榄树》时，差点流下眼泪，是因为其词曲中所流淌出的，那种身在远方流浪，而怀念故乡的惆怅和感伤。身在外地时，总是把自己当成是漂泊在外的北京人，把北京当成世上最好的地方。听到一些南方人批评贬损北京，心中便老大的不快。 生活在外地时，永远关心着北京的一切，羡慕有幸居住在北京的人。每当有人从北京归来，我们总会像过节一般，围坐在其身旁，听他讲述在北京的一切所见所闻，如同精神会餐一般的兴奋和满足。10年后，当我终于可以在寒暑假回到北京时，见到《北京晚报》，如同见到老友一般的亲切。每到假期，都把这半年的报纸浏览一遍，细细品味其中久违了的京味语言和文化，体会北京的新风貌。从儿时就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感觉，被渐渐唤起，说京味方言的能力也渐渐恢复。世界上有些东西，如乡音、乡情，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句：怎么才算是北京人？有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比如在四合院里居住过三代？能不能喝豆汁？那我和好多人就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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