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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祖 一、中共建政前的祖父和家父 我的祖籍位于江汉平原的湖北天门。 祖父马知方出身农家，读过两年私塾，粗通文墨。年少时学徒制作丝线，因劳累过度而驼背，成了“罗锅”（我10岁那年突发急性关节炎，不能行走，祖父背着我去朝阳医院，其驼背还把我的胸口咯得生疼）。祖父学徒满师后就开始自己做丝线，与祖母在别人家的屋檐下摆摊出售，惨淡经营。祖父兄弟五人只有他一人有能力结婚成家。有一年汉江发大水，淹没了“棉乡”天门的田地，棉线生意因此锐减，丝线销售蒸蒸日上。这次“转机”使祖父淘到了“第一桶金”，慢慢就有了自己的小手工作坊和店铺：“前店后场”，还雇佣了几个师傅徒弟。家父回忆小时家里吃饭常常有十来个人，包括那些师傅徒弟，都是在一起就餐。祖母梁氏先后生过5个孩子，只存活了3个：家父和他的两个姐姐。 祖父告诉我：大革命时期他曾被推举为两湖农民运动中的农会委员。1927年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分共”后，为了躲避风头，他还跑到乡下藏了一个多月才敢回家。 幼年时祖父曾经教过我不少在江汉平原流行的歌谣，如《打铁歌》：“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半个月，我要回去学打铁。打铁一，杆子一；打铁二……；打铁三……打铁四，四个老儿拿金笔；打铁五，五个猴儿跟我走；打铁六，六膀谷子六膀肉；打铁七，七个老儿无头发；打铁八……；打铁九……；打铁十，十字街上扯黄旗。黄旗高头一得葱，你看老子打得凶不凶，黄旗高头一得草，你看老子打得好不好……”。还有：“江中的船不少，只有那洋船巧，不用浆来不用蒿，架起炭火烧。” 祖父因生意的原因经常出门。他多次告诉我：一次在汉口街头，看到几个英国人带着一个印度仆人。其中一个英国人对着仆人一指，印度人立刻趴倒在地，两三个英国人就坐在其身上休息。由此可见亡国奴的悲惨境地！ 家父5岁开蒙入私塾,10岁插班进新式小学四年级就读。1938年，因日本侵华，初中毕业的家父在16岁离家赴鄂西山区，入湖北省主席陈诚任校长的湖北省联合中学求学。所有学生食宿学杂费全免，每年还发两套单衣，冬天发一件棉背心。陈校长常来看望师生，晚间巡视宿舍，还给学生掖被子（这也成为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之一：“美化国民党”）。鄂西山区冬季奇寒，因没有棉鞋穿，学生脚上常生冻疮，红肿流脓。家父勤奋刻苦，每天天一亮就上山朗读英文，以致多年后还可以给我们背诵英语课文。家父告诉我们：学习外语可以给人打开一扇门窗，了解到一个新的世界。 家父自幼酷爱文学，但为了日后便于就业而进入湖北省高级商业学校就读。该校系国立中等专业学校，全体学生须集体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 学校举办中国象棋赛，就在操场上画了棋盘，由学生头顶写着车马炮字样的大纸帽，在操场上游走。师生们坐在半山坡上观战。第二天的报纸报道这条趣闻时的标题就是：“操场当棋盘，人头作棋子”。 家父在校期间还亲历过一次“日全食”：一天午后，家父正在小溪边洗衣服，天色突然暗了下来，眼看着水中的太阳渐渐被一团移动的黑影遮盖，随后就是一片黑暗，出现了满天星斗。随着水中这团黑影的缓缓移动，太阳又一点一点地显露了出来，最终重见天日。只见小溪边、山坡上，许多老婆婆跪在地上，敲着盆皿，嚎啕大哭。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天狗吃太阳”吧。 在抗战那段山河残破，民生凋敝的艰难时期，教育事业取得了惊人的进展。陈立夫在1994年台湾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青年的方案，沦陷区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由国库支给贷金。“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新中国为重大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有不少就是由大后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等名校培养的。 苦读数年毕业后，家父先后在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和重庆市政府当会计。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一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1] 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家父也受命填写了一张加入国民党的表格，但其后就没了下文。既没有交过党费，也没有过组织生活。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国民党组织松散，与共产党不可同日而语。 被誉为中国“会计学之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潘序伦，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会计事务所、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出版社，将西方会计学理论和操作方式传播到中国。抗战期间，潘序伦博士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从上海迁到了山城重庆，家父遂进入该校半工半读，曾回乡省亲并与家母成婚。 抗战胜利后，家父辞去公职，随其就读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迁回上海，一年后毕业，有半年之久找不到工作。无所寄托，每天只好在当年最繁华的上海街头游荡，买两个烧饼充饥，或者吃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就在走投无路准备返乡之际，终于经老乡碾转介绍，找到了在超大型国企——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稳定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拒绝将原日资在华纺织企业出售或者租赁给因日本侵华战争严重受损的民族纺织业者经营，民营资本一时也无力并购。因当时发生了严重的失业工潮，为了使原敌伪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力，平抑物价和缓解就业压力，宋子文遂指令国民政府经济部将原日资在华纺织企业整合，于1945年12月成立了当时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纺织企业集团：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其下属的58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所有部门，拥有占全国40%的纱锭数，86%的织布机。棉纱产量占据了39%，棉布产量的74%。公司享受着低息贷款、官价外汇、大宗低价美国棉花配额、特准出口纱布换棉业务等优惠政策，还得以凭借雄厚的资金在国内各产棉区遍设分庄，在收花季节抢先收购，又得储运之便，原棉存量丰厚，很快就向国家财政上交了高额利税并垄断了全国的花纱布市场。 当年像家父这种受过英美式会计学训练的人毕竟不多，再加上家父的聪慧，工作认真负责，很快就被提拔为东亚最大的印染企业——上海第一印染厂的会计主任，进入了管理层。公司里的老财务科长曾对家父说：你真是年少得志啊，我26岁的时候，还在军舰上当瞭望兵！家父说，进了中纺公司，就如同捧上了“金饭碗”：不仅月薪高达90元大洋（可以购买一两黄金），而且作为中层管理人员，每天都可以享用丰盛的午餐，鸡鸭鱼肉都吃腻了。后来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公司甚至用进口的高级衣料作为薪酬，来替代日日贬值的法币。家父说，那时每当发了工资，下班后就立即上街抢购，几乎是看见什么就买什么。有一次，一个月的薪水只值一双昂贵的进口皮鞋。 家父自己混出来以后，就委托同学陈克明将家母带到了上海。不久，家父感念祖父母一生含辛茹苦，遂要他们来上海一起生活。祖父母于是关闭了丝线作坊，买了15亩田地交给一个亲戚代管，亦于1948年来到上海。一家人居住在日华宿舍，是原日华纱厂（三厂、四厂）的中国员工宿舍，位于劳勃生路（Robison Road）和槟榔路（现安远路）交界的三角地带，现在的地名为：长寿路893-901号，和丰里。1926年曾在路口建有一座钟塔，人称“大自鸣钟”，远近闻名。可惜在新中国建政后的1959年被拆除了。 半年多以后，祖父母因在大城市生活不习惯又返回了老家。代管田地的那个亲戚挑着一担物品来看祖父，希望继续经营这块田地，祖父没有答应，将土地收回自己耕种。结果没有想到惹下大祸：那个亲戚因此怀恨在心，在中共建政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坚持说祖父收了地租。祖父母因而被打成了地主，被没收了土地等全部财产，扫地出门。祖父母一生辛劳盖起的作坊店铺及住房，被用作了镇政府的办公场所。邻居一户龚姓人家，田产比祖父多一倍，平日善施小恩小惠，接济过街坊邻居一些米谷，反而成了中农。 短短三年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作为“官僚资本”被新中国政府没收。上海易政前夜，公司里有人暗中告诫家父：要坚守岗位，保护好财务账簿档案。家父默默照办了。由于炮火阻隔，家父曾经有一周不能回家，家母独自在家断了粮。幸亏隔壁的公司同事陈荣曾（后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总会计师）家的陈太太接济了一饼干桶的大米，每日熬粥，才得以度过难关。中共建政后，家父被视为进步职员的代表、工会积极分子，还当选为中纺公司总工会委员。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主义。因而官僚资本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概念（资本只有国有和私有这两类）。家父一直不解的是：我进的是国民政府经济部属下的国营企业，也不是宋子文的家族企业，怎么就成了“官僚资本”？ 二、进京 1950年，家父第一次来到北京，到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开会。他的发言和专业素质，引起了纺织工业部财务部门负责人的关注。经家父曾任会计主任的原上海第一印染厂厂长、以“民主人士”身份长期担任纺织部副部长的陈维稷认可，中纺部实际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之光批准后，随即找家父谈话：新政权建设需要专业人员，望留部工作。 因一时无法在北京安家，家父就雇了一条小木船从上海溯江西上，一路总算是有惊无险，将家母和我送回了湖北老家，大弟就是在天门县出生的。 家父调纺织工业部工作时，财务处（初期还没有司局一级的设置）只有两个科：家父任会计科科长，一同从上海调来的朱宜兆任财务科科长。但未曾料到工资待遇却因此减半，从原先的月薪120元降到每月600斤小米（时值60元：旧币60万元）。就这样，还引起部里很多解放区老干部的羡慕，因为当时对他们实行的仍然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每月只有十几元津贴。29岁的家父满怀激情投入了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事业，参与了纺织行业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工作，执笔起草了新中国纺织行业的第一部会计管理规范文稿。由于过去受的是西方教育，家父就到人民大学去旁听苏星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还顺应当时学习社会主义苏联老大哥的社会新风气，参加了俄语班的学习。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中，家父捐出了建国前在上海积攒的数两黄金。 家父在北京听说祖父被打成地主后心急如焚，提出要回老家看看。部里领导明确指示：作为国家干部，对家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必须回避。家父只好作罢，无可奈何。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作为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地主分子，祖父母却一直享有选举权。来到北京以后，还参加过朝阳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我就亲眼见过祖父母在湖北天门和北京朝阳区的选举证。 北京中纺部东郊宿舍最初的六栋两层红色小楼盖好后，我们母子三人于1952年底来到北京。接着，祖父母和外婆也来到北京生活。 家父到纺织工业部工作以后，财务司司长拿来入党志愿书，要家父填表。家父不禁想起10年前在重庆国府工作时，填表加入国民党的往事，遂婉言谢绝。家父仍是旧时知识分子的那种思维方式：建国前我就是凭本事吃饭，现在我还是不吃党派饭。当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家父所不敢启齿的：他在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怀有一种疑虑。 中共建政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不少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如纺织工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钱之光及办公厅王主任等。力主将家父调进部里的这个财务司司长，恰好不是周恩来总理的嫡系。这样，家父就在无意之中被卷进了部里的派系纠葛。家父耳闻目睹老干部之间这种水火不容的成见，十分不解：怎么共产党也是这样？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还是不入这个党，离他们远一点好。结果，这个财务司司长最终还是被排挤出了纺织工业部，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有一天在王府井大街相遇，他临别时握着家父的手还差点流出了眼泪：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共事？他对家父的业务能力十分赞赏，意欲家父随他一起去成都。家父觉得从上海来北京工资待遇已经减半，再去成都还有什么意思？又过了很长时间，家父无意之中向后任的财务司司长打听前任司长的近况。没想到，后任司长居然板着脸狠狠瞪着家父一言不发，此情此景令家父心寒。不久，家父参与筹备苏联首批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中的北京第一棉纺厂，作为第一任财务科科长主持建立了京棉一厂的财务核算管理制度。当初去京棉一厂时，说的是借调一年，但实际结果却是被挤出了纺织工业部。家父因此叹息：如果就是在工厂里当个财务科长，何必来北京？那还不如留在上海，起码工资待遇不会减半。 当然，家父被调离纺织工业部也有其个人的缘故。家父生性耿直，脾气暴躁，对某些老干部不懂业务指手画脚，从上海同来的朱宜照总是俯首帖耳、唯唯诺诺，而家父却在一旁抱不平，出言不逊。如果是家父自己与这些领导发生争论，他更是当面顶撞，得罪了不少人。家父到北京国棉一厂当财务科长以后，依然是禀性难移，还多次顶撞过国棉一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李昭（胡耀邦夫人，后任市纺织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家父日后挨整，与这种恃才傲物的做派不无关联。 家父在北京国棉一厂当了两年财务科长，突然又来了调令：到中南纺织管理局（当时在郑州，后迁往武昌）任财务处处长。家父表示不愿去：如果是这样，当初何必离开上海？之后，纺织部财务司司长找家父谈话：目前正在筹建中央纺织工业部干部学校，以培训各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家父遂调往中央纺织干校任教，为干校的筹建人之一，参与了基建财务工作。随后开始了半年之久的备课，准备讲授财务管理课程。因家父曾任上海第一印染厂会计主任，该厂首任厂长、20年代留英的我国第一代染整技术专家、以“民主人士”身份长期担任纺织部副部长的陈维稷（秘密党员）曾对纺织干校的郭启明校长说，你们那里的老马是个人才！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进行职称评定时，家父被定为高教七级。 三、1957年反右后的遭遇 1957年，毛主席发动了“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家父因此而大难临头。纺织工业部干部学校到了反右派斗争的后期，还没有揪出一个右派。在纺织部反右领导小组的督促下，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纺织干校的有关领导就开始在教职员工中搜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干校教师张羽和王叔文的一些言行被人揭发，有了重大嫌疑。这两个人为了洗刷自己，就拼命转移目标找替死鬼，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往家父身上泼污水。结果这两个人逃过一劫，只受到了党内处分。积极中伤家父的干校教师陶铸凯还因此入了党。仍在纺织部财务司工作的上海老干部王良才因在工作中有过积怨，此时也落井下石，积极揭发家父的种种“罪行”。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在大会上点名：纺织干校有一个马某某，居然鼓吹英国“海德公园”式的民主！结果家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纺织干校的党委委员高恩渊因不同意将家父打成“右派”，也受到党内处分，被打成了“中右”（不向群众公布）。 家父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工资被降了两级，月薪从126元降为87元，加上家母的月薪53元，每月靠140元供养十口之家（三个老人，五个孩子）。虽然比当时北京市每人每月8-10元的最低生活费还要高一些，但在中纺部宿舍大院的环境里，仍属于较低收入家庭。 随后，家父接到指令：全家下放黑龙江省接受劳动改造。家父决定：祖父母和外婆回湖北天门老家，他和母亲带我们兄妹四人去黑龙江。家父随即开始做奔赴黑龙江的准备：拿出积蓄置办了两件皮大衣，还请假回家搜罗木板，钉了一个硕大的木头箱子。就在准备启程之时，老天有眼，峰回路转。干校校长郭启明表示：老马这样的人，现在用不着，将来总还是要用的吧。遂提出将家父留下，纺织部的主管副部长王达成也就同意了。当年在共产党内，还是有不少正直有良知的老干部。不然的话，我们全家被发配到东北，紧接着就是“三年大饥荒”，一家人还不知会遭遇什么厄运。当年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们所遭受的非人磨难，时人多有记述：1958年早春，国家机关和驻京部队机关近三千名“右派”，同乘一列慢车出山海关，被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其中就有著名作家陈明、丁玲夫妇，聂绀弩、陈沂、吴祖光、沈默君、李景波，书画家黄苗子，丁聪、尹瘦石、杨角等。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在北大荒险些饿死；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丈夫、年仅41岁的音乐家莫桂新等一大批右派分子，都葬身于北大荒的劳改之中。2002年3月9日，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一本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收录了来自北京的94名死于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劳教“右派”。 侥幸逃脱了全家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厄运后，家父随同哲学教师张羽1959年在安徽农村下放劳动一年。纺织部人事司的一个老处长去安徽视察干部下放劳动的情况，她看到既要接受劳动改造，又负有监督右派责任的张羽和家父挤在一张单人床上睡午觉，还训斥张羽：“你怎么和右派在一张床上睡觉！” 从安徽农村下放劳动回来以后，家父被安排继续进行劳动改造，在中纺部东郊宿舍大院里掏粪种菜供应食堂，院里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爸爸是掏大粪的。 鉴于家父的“罪行”还不是很严重，所以只划为第五类右派（第六类不戴帽子），经过四年的劳动改造以后，家父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被安排到学校食堂做会计（1961年全国有近10万名“右派分子”摘帽）。作为一个长期担任过大型企业财务部门的负责人，并执笔起草过新中国纺织行业第一部财务管理制度的专业人员，家父的内心当然还是有所不满：“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四、文革蒙难 1959年，在纺织工业部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纺织工学院。1961年更名为北京化学纤维工学院。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以后的文革风暴，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1966年8月29日，“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以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有十万人被扫地出门。祖父也因此被赶出了北京。爹爹伴随着我们的童年，为我们兄妹四人操持午饭，未料到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的家。更未曾料到我们的家在三年之后就彻底搬离北京，天南海北，一分为五了。 由于在职称评定时被破格提拔，又逃脱了下放黑龙江的厄运，家父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郭启明院长的“十大红人”之一，多次参加“陪斗”。家父生性倔强，不肯老老实实低头认罪而吃了不少亏。北京化纤工学院行政后勤的一些人按照文革初流行的做法，强迫“牛鬼蛇神”们在被游斗时敲着锣呼喊“我是大坏蛋！”愤怒的家父扔掉了锣，因拒绝呼喊而被打掉了多颗牙齿。此后，家父就被关押在学校，每日被监督劳改。 由于家父在斗争会上拒不认罪，学校后勤部门的一些工人就威胁：“再不认账就抄你家！”家父还是不肯认罪。几个司机炊事员等勤杂人员一商量，就将上下班用的大轿车开了过来。为首的女干将郭桂凤一冲进来就大喊：“你们抄，我把门！”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奇特“抄家”：当年红卫兵们抄家，其重点往往是翻箱倒柜搜寻“反革命罪证”。而这些成年人却把这次“抄家”变成了“搬家”，他们没有什么翻检，也不打开箱子看看，把父母从上海带来的四五个牛皮箱子和其它便于搬运的家具等物品往班车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住在隔壁的薛先耀，因当过国民党低级军官，本来并不具备抄家者的资格，由于是熟门熟路的邻居，居然成了此次抄家行动中的带路者。临走时他大喊：他们家还有一间小屋！于是一伙人又冲进小屋，没发现什么好东西，随即离去。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确是给人性中恶的一面发酵膨胀，提供了众多的机遇和便利的条件。 在那个年代，凡是被抄了家，就被定位为“阶级敌人”了。我们家被打入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阶级，其子女也就成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狗崽子”。这天的夜晚，左邻右舍的孩子扒着北屋的窗户往里窥视。我们连灯都不敢开，一家人静静地坐着不知所措。16岁的我作为家中的长子，在当年是一个被“洗了脑”的热血少年。虽然我并不十分明了这些人为什么要抄我的家，但我还是遵从当时的“革命”理念，拿出了《毛泽东选集》，组织全家人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革命革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端正态度。 从上海算起，父母20年来积攒下来衣物用品，就这样被洗劫一空。当时的抄家物品，除了文物和贵重财物，大都作低价处理了。后来在给家父落实政策退赔的时候，只作价区区130元人民币了事，还说“相信您会不再纠缠”。家父只好回到家里愤怒地轻声抱怨：什么叫“纠缠”？家母则庆幸事先将两个金戒指藏到办公室了，没有被他们抄走。令人称奇的是，后来退还了几件家父的西装上衣，而西裤却一件也未退还。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胆敢穿西服，但人人都敢穿西裤，大小肥瘦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穿了。家母旧日的旗袍也退还了几件，但绸缎被面却不见了踪影。几只从上海带来的牛皮箱子也没有归还。当初来抄家的人并非红卫兵小将，而是北京化纤工学院的正式职工，以后勤部门少数工人为主的成年人。文革中这些抄家、伤人、盗窃的刑事犯罪行径，绝大多数都没有被追究过法律责任。不论是红卫兵，还是这些成年人，如今都已安度晚年，出面道歉或表示忏悔的极少。 我们家被抄，中纺部宿舍家属委员会（居委会）主任唐孝荷等一干人也跟着起哄：在中纺部宿舍大院的中心地带，粮店大门左边的东墙上贴了一张布告，历数家父的“罪行”，还在布告的右下方贴了一张家父年轻时的照片。我多次在行人稀少时驻足，一遍遍地细读布告上的几行文字。每次路过，心中都充满了屈辱。有好几次都想等到半夜时去撕掉，但一直还是没有这个胆量。酝酿了一个多月，我才付诸了行动。那天晚上父母亲在里屋嘀咕了许久，终于下决心把11岁的舍妹叫了进去，问她敢不敢去把布告上的照片撕下来，如被人发现，就说是自己想去撕掉的。妹妹早有此意，一口答应。初冬的夜晚风高月黑，院子里基本无人行走。就在妹妹快要走近布告时，突然昏暗的路灯下一个人影一闪便没了踪影，吓得妹妹赶忙躲了起来。过了半天没有动静，才又蹑手蹑脚来到布告前，却赫然发现照片不见了！只剩下一个黑乎乎的窟窿，可那张照片傍晚时分还在啊。妹妹急忙跑回家告诉了父母亲。不管是谁撕的，大家总算是去掉了心上的一块石头。妹妹那天夜晚看到的黑影极有可能就是我，因为我撕掉照片后立即向南狂奔至中纺部宿舍的大门外，站在那里惊魂不定。等到不喘气了，我才悄悄回到家里。布告经一个多月的风吹日晒早已残破，照片也已经发黄，所以我撕了以后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过了几天，我看没有什么动静，又去撕掉了布告上有家父名字的那块。又过了些日子，我告诉家母：布告上的照片是我撕掉的。妈妈欣慰地对我说，我们叫小妹去撕掉，结果小妹回来说已经没有了，原来是你啊。 没有想到的是，80中初三的同班同学孙余田，此前却对这张布告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个同学在当年也是深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人。他家住朝外吉市口，从80中回家，一般都是沿着朝阳医院北墙往西南去东大桥，不会穿越中纺部宿舍大院。这天放学他不走，特地等着我回家时，跟着我穿越中纺部宿舍大院绕行。当走到那张布告前，他故意停下来假装阅读布告，同时频频扭头看我，观察我的反应。我站在那里十分难受，最后还是没有和他告别就回家了。这一幕深深留在了记忆之中，以致50年后回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 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在后来又发生过几次。两年多之后，我从锡林郭勒草原回到北京探亲。一天正坐在家中低着头冥思苦想，突然抬头一看，这位孙同学赫然站在我的面前，居高临下地冷冷看着我。我十分诧异：他是什么时候连门也不敲就悄悄进了我家？他站在那里开口就问：“你在内蒙的表现怎么样啊？”我十分不快：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在我面前以监督者自居？是在让我向你汇报思想吗？我于是告诉他：我这次是受公社专案组指派，去河北执行“外调”任务路过北京的。他对我的回答显然感到意外，就板着脸一言不发地走了。又过了两天，在关东店商场看到他迎面走过来，我走上去大声喊他，他看都不看我，就一言不发地从我面前过去了。我楞在原地，半天才缓过劲来。20多年后再次相遇，这位同学主动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而我们几位同学都对他比较冷淡，他当然也会感觉到。我们同学都大骂80中原初三的班主任毕振民，而他却因与班主任关系密切而很不高兴。临别时，我又是大声和他说再见，他再次不理不睬地扬长而去。又过了几年，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已在陕西汽车制造厂下岗，想在北京找点事做，我不冷不热地敷衍了几句。看来他早就忘了文革时对我的伤害，不然怎么好意思打电话让我提供再就业的线索？ 我们这些在少年时代被洗过脑的人，如今有不少都明白过来了。但这位同学依旧头脑僵化、观念陈旧，基本上没有共同语言。后来又有多次相遇，他也从未对我有所表示，估计早就淡忘了这些陈年往事，大概只有我小肚鸡肠耿耿于怀？ 五、被扭曲的亲情 文革之初，家父一直被关押不让回家。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下，我们兄妹一时都不知如何面对家父，亲情显然已被阶级斗争的观念所扭曲。有一天，不满13岁的三弟和11岁的妹妹正坐在小屋的床上玩耍，突然门被推开，是家父回来了，他一脸笑容地看着多日未见的孩子。可这两个孩子却完全傻了，面对眼前作为“阶级敌人”的家父竟然呆若木鸡，连一声“爸爸”都叫不出来。家父尴尬失望地收回笑容，一句话也没说，退身出去关上了房门。兄妹二人重又陷入深深地沉默之中，只感到心里像有磨盘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舍弟妹妹一直忘不了这一幕，忘不了爸爸当时的眼神，忘不了小屋里那压抑得让人不能喘息的空气，责备自己为什么不能还给爸爸一个笑容，叫一声“爸爸”，让他在受到折磨后能够得到孩子的一丝安慰。 后来在一个白天的下午，家父又回来过一次，那天只有家母和妹妹在家。那时妹妹对家里的现状已适应一些，也能坦然面对爸爸了。父母亲在里屋说话，见妹妹在外屋就把她叫了进去。家父把妹妹抱起坐在他腿上，这在以前是非常自然的事，可妹妹此次却如坐针毡，又不敢动，只得僵硬地一动不动。忽然听到家父对家母说：“我晚上失眠，每天要一片安眠药，但都没吃，现在已经攒到15片了。”家母突然压抑地啜泣起来，11岁的妹妹虽听不懂，但却更加害怕，感到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那时只是觉得爸爸和妈妈太可怜了，以后听说有吃安眠药自杀的事后，才脑袋里“嗡”的一下，吓出了一身冷汗。 一天，被关押多日未见的家父突然回到家，他是专门请假回来写“认罪书”的（题目为：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请罪书”）。因为在被关押的“牛棚”里（现在的人们知道文革中各个单位的“牛棚”是特指什么吗）没有写作条件。家父写了一整夜，早晨起来，我看到里屋满满一地全是烟头。临别时，家父特地把我叫过来交代后事：我经常被他们殴打，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如果他们再打我，我就准备一死了之。今天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你是长子，要协助妈妈照看好这个家。家母一听顿时哭了起来。我完全蒙了，无法判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做任何表示，脑子里一片空白（书写至此，我的心仍在滴血）。家父还忿忿不平地说，刘少奇革命一生，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谁能相信？！搞广场接见，把不谙世事的孩子鼓动起来，这算什么事？！我亦无言以对。 建国后过度的政治化不仅制造了各种运动被整者的巨大群体，还使他们的家庭受到深及心灵的政治株连。如家庭政治符号化：从家庭成员的纵向关系来看，家庭的阶级符号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小业主，政治符号如国民党、三青团、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这都是党组织和政府分配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家庭出身被政治符号化，其对子女的影响就会被放大、固化。当家庭的政治标签被无限放大之后，家庭的其它功能也就模糊淡化了。许多家庭已经不再是其成员的情感得到籍慰，人格得以稳定的最后的温馨港湾，亲情就因此被严重扭曲了。 极度的政治化把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推向极致：只要家里有了政治运动的对象，其家庭就会被污名化，家庭成员就要被迫与其划清界限。这就意味着要割断家庭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完全异化。划清界限的具体标准是：一是要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仇雠，上纲上线批判。在那个愚昧、荒唐、悲惨的年代里，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影片《归来》就描绘了女儿为了出演女主角而揭发出卖家父的情节。这样的事在文革前屡见不鲜，在文革中更变本加厉。有一种引导、纵容、鼓励、挑唆儿女仇视异类父母的社会氛围和意识形态。这些亲情悲剧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其范围之广、创痛之巨，为亘古未有。它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主题之一。 1968年的8月，我即将赴内蒙古草原插队，家父再次请假回家为我送行。家父问我，你吃得惯羊肉吗，我说没问题。家父说：那还不错！在饭桌上，家父流下了泪水：好不容易望子成人，如今长大了，却要去那种地方！ 我下乡插队以后，家父经常来信，说很多次梦见我在茫茫荒野中与风雪搏斗，醒来泪水已打湿了枕巾。家父还叮嘱我切勿“深入宝山，空手而归”，一定要好好了解民情，多做调查研究，多思考，勤动笔，争取写出一篇《内蒙古牧民考察报告》提供给中央参考。家父的建议未免是纸上谈兵，但他是希望我能用这种方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以改变我的处境或找到一种出路。父爱情深，跃然纸上！而我自幼就深受忠诚和盲从教育，被灌输了满脑子的阶级斗争理念，仍然还是个喝过狼奶、被洗了脑的毛头小子。初到草原时，竟然还给在内蒙古哲盟开鲁县下乡插队的大弟写信，表示我们应该与父亲在思想上划清界限！ 在草原下乡插队回家后再次见到家父的时候，我才对父爱有了深深的感受。我从草原带回了一身虱子，从澡堂回家后倒头就睡，醒来后才知道家父把我所有的衣服都煮了一遍。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有谁会像家父一样刻骨铭心地惦念和关爱过我？人们所一再宣扬的當和领袖的关怀在哪里？那些整日高唱阶级斗争调子的人管过你吗？ 六、我们家一分为五 1969年6月，母亲被迫丢下在北京的家，自己随纺织工业部的数百名下放干部一起去了位于湖北安陆县农村的“五·七”干校。 1969年底，家父所在的学校从北京迁往江西分宜县农村，三弟和妹妹也只得离开北京，去湖北安陆农村的“五·七”干校与家母汇合。 从此，我们家就基本一分为五，骨肉离散：祖父早在文革初的1966年9月就被红卫兵赶回了湖北天门县老家；我和大弟在1968年的8月和10月分别去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和哲里木盟下乡插队；妈妈和三弟、妹妹去了湖北安陆农村；家父去了江西分宜农村。 当时，母亲在安陆“五·七”农场五公里半，三弟在农场六公里半，妹妹在县城里上中学，后来二弟到安陆进厂，每人都住在各自的单身宿舍里。只有周日全家才能见上一面。这在当时那个年代也是少见的。妹妹在安陆的同学中，最起码父母都是住在一起的，未曾像我们家分裂得这么彻底。 在这之后，家父所在的学校有几个干部，因妻子儿女在湖北安陆，申请转往安陆所在的纺织工业部“五·七”棉纺厂得到批准。家父也想去安陆与家母汇合，家父的老上级、原纺织部的老财务司司长只说可以来农场参加劳动，未提可以进设在县城的“五·七”棉纺厂工作，家父遂作罢。 一年后，家父所在的学校迁回北京。临行前，军代表突然找家父谈话：分宜有一家新建的工程塑料厂财务状况混乱，希望学校支援专业干部。考虑到你曾经长期从事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经验丰富，现决定你留下来去那里工作。军代表连哄带骗：学校迁回北京后就要解散，员工要重新分配。你是湖北人，留在这里吃大米，总比将来分配到东北或西北要好些。家父鉴于1957年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实在是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当全校师生员工欢天喜地登上回京的列车时，只有家父孤身一人去为他们送行。家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已经装上火车的行李又被翻检找了出来，卸下车。然后凄然地目送着列车远去。 1971年的春节，我困在锡林郭勒草原难以回家。父母亲带着三个弟弟妹妹回湖北天门县老家省亲。家父给我的信中说道：“离别20年，此次返乡，不知流了多少欢喜和悲伤的泪。此一去不知何年再归，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后来，大弟和我先后从内蒙古农村转到湖北安陆县，兄弟三人进纺织部“五·七”棉纺厂务工；家母和妹妹去江西分宜县与家父汇合。原先一分为五的家庭演变为一分为三：祖父在老家天门县的姑妈家，由家父每月汇款供养。 此后，我们兄弟三人，就在湖北安陆和江西分宜之间的铁轨上，来来回回辗转奔波了七年。从安陆首先沿汉丹线乘火车到武昌，再沿着京广线南下到长沙或株洲，转浙赣线到江西分宜。行程650公里，两天两夜。回来的路线也一样。 长沙是我们的必经之地，来来回回去过十几次。湖南第一师范、岳麓山爱晚亭、湘江橘子洲头、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五一广场……都走遍了。 江西分宜乃贫困之乡，物产还不及湖北的三等县安陆。安陆的农户普遍大量养鸡，鸡蛋最便宜时6分钱一个，冬天8分一个。“腺鸡”（被阉割后的公鸡）7毛钱一斤，母鸡9毛一斤，鲜美的甲鱼最初是三斤粮票加五毛钱一斤，合8毛（一斤粮票合一毛钱）。但很少遇到，后来也涨到9毛甚至一块钱一斤了。每年春节去分宜探亲，我们都要携带上百个鸡蛋和几只阉鸡，如果临上车的前两天能买到活鸡和甲鱼，那就再好不过了。含辛茹苦的妈妈，一年到头朝思暮想，就是盼望儿子来探亲。每念及此，常常禁不住泪水盈眶。千里奔波，途中两次辗转换车，如何将成百个鸡蛋完整无损地安全带回家中？我们因此想了许多办法。先爬到厂里食堂的冷库顶，将冷库墙壁夹层里的稻糠装一铁皮水桶提下来，然后一层稻糠一层鸡蛋地码好，装满整整一水桶，再去找一块三合板做盖子，用废旧的细纱机锭子传送细条布带密密麻麻的捆好，就可以上路了。千里迢迢一路颠簸，回到江西分宜的家里打开检查，往往只是水桶边缘的几个鸡蛋被碰破了。探亲结束回安陆时，就在水桶里装上一些江西的冬笋提回来。回到厂里以后，就赶忙在宿舍旁边找一个阴暗的角落，将冬笋埋在潮湿的泥土里，到周末再挖出来做油焖笋吃，奇香无比。 安陆“五·七”棉纺厂系中型国有企业，职工住简易楼房，有自设的医院、学校、公共浴室和供应蜂窝煤的煤场。我夏天在厂里食堂做防暑降温工作，制作冷饮供应全厂。有一种橘子汁包装桶，方形的白铁皮材质，可以装近百个鸡蛋，轻便适用。我就用自己制作的冰棍“贿赂”相熟的钣金工好友周文钊，请他敲制几个铁皮盖子，装上鸡蛋和稻糠后仍然用废旧的锭子带捆好，再做出一个提手。这比携带水桶更方便，也不用再把桶带回来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这些白铁皮桶一直用到了现在，妈妈家至今还在用它装米。 原先就在我们家附近，位于北京三里屯的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在文革中搬迁到江西宜春时研制了一种四特酒，口感绵柔醇香，喝多少都不“上头”。南方的冬日阴冷潮湿，寒气入骨，在阴雨连绵的时节冷得人簌簌发抖。屋内小小的蜂窝煤炉和木炭盆散发的一点热气，根本无法御寒。我们兄弟三人，常常喝着四特酒吃鲜美的江西冬笋，那感觉简直如同神仙一般。一个12天的探亲假加上春节，近20天下来，厨房席棚里的空酒瓶，居然摆了一墙根！一年到头，这是我们全家最快乐的时光。四特酒至今还是江西名酒，我偶尔还喝过一点点，但却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我们去分宜探亲，当然不可能只是喝酒吃冬笋。酒足饭饱之后，三个大小伙子主要就是做两件事：劈柴、制作蜂窝煤。家父一介书生，这种事情当然是由我们来做。当地老乡从山间砍下干树枝，再用板车拖到街上出售，以换几个零钱。劈柴不难，我们都是熟练的工人，细树枝锯成一截一截的就可以用了。比较粗大的树枝，锯成一截一截以后，要用斧头劈为两半或三瓣、四瓣。蜂窝煤的使用传到南方以后，人们纷纷自己制作。用一种制作蜂窝煤的手工模具，操作简便。刚开始因不够熟练，我手上还磨出了水泡。蜂窝煤炉子主要用于烧水和焖饭，冬天取暖。烧菜主要还是靠木柴，因此，家家户户都在后门盖一个足以避风遮雨的席棚，盘上灶台和烟筒当作厨房，并堆放干柴、煤炭和制作好的蜂窝煤，以免雨淋。 湖北安陆“五·七”棉纺厂的北京籍青工，部分人有机会回北京探亲，他们当然是最令人羡慕的。原纺织工业部的干部中也有人调到其它城市工作了，他们的子女就去那里探亲。而当年探亲时从小县城到小县城的，只有顾氏兄弟和我们兄弟两家。当然这也是无奈的。闲暇时，家父多少有些凄凉地对家母说：“将来退了休，我们大概还是会去安陆和儿子过吧。” 七、老家天门之行 初到湖北安陆，与祖籍天门县近在咫尺。我们学徒工也没有探亲假，我于是决定和三弟一起，利用1973年春节的几天假期回老家看望祖父。安陆离天门虽不远，但却没有直达的长途车。我们先乘火车到云梦，转长途汽车到皂市，再从皂市转车到达天门县城。 首先到舅舅家。舅妈告诉我们：祖父回乡后，当地又将其再次定性为“地主分子”，作为“黑五类”分子，还经常被叫去“听训”：“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祖父回乡后栖身于天门县城的小姑妈家，因为这总比农村大姑妈家的条件要好一点。家父每月给小姑妈寄15元生活费，腊月加倍。 祖父大概是重男轻女，对两个女儿婚事的处理不够慎重。家父一提起此事就连连叹息，两个姑妈对祖父昔日给她们操办的婚姻也都心怀怨恨：因为按照祖父当时的家境，完全可以找一个比较富庶的人家把女儿嫁出去，这样也可以让姑妈们在婚后过的好一点，这显然是对女儿一生的幸福考虑不够。祖父在这个时候突然回乡生活，是小姑妈极不情愿却也不得不接受的。大姑妈在农村，条件更差。 在文革的那个年代，地主祖父的“意外”返乡，当然也给小姑妈一家的生活带来了“麻烦”。小姑妈和她二女儿一说起来就连声咒骂，我也只好听着。小姑妈的二女儿没当上红卫兵，班干部被撤，没能上高中，全都归罪于祖父（后来听说其实也有其个人因素所致）。小姑妈的二女儿还说，爹爹（湖北方言：祖父）整天“讲经”，说些上海啊，北京啊，没有听过的事情。十分意外的是，小姑妈的二女儿居然告诉我：有两个梳着小辫，操着北京口音的姑娘（好像是北京八十中67届高二·三班的同学狄月琴？）在三年前曾经来天门找到爹爹，说我们是和你孙子一起在内蒙古下乡插队的。因为其时我参加了公社专案组的工作，正在河北调查本公社一些“外来户”的来历。当时知青同学中有传闻说我爷爷是地主，但无法确定。作为地主的孙子是不能参加专案工作的，所以公社专案组就派了两个知青来调查祖父的阶级成分。十分巧合的是，此前家父所在单位也派人到天门去调查祖父的阶级成分。这个人调查回来后，居然在私下里悄悄问家父：“你父亲到底是不是地主？”搞得家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一时也无法判断此人提问的动机。如果直接否认就成了翻案，否定“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成果，那就是罪加一等。家父只是感到疑惑：你去调查了半天，是不是地主你自己还不清楚？为什么要来问我这个当事人？其实按照周有光先生的观点：地主是农业生产的投资者，设计、组织、管理、指导者，是旧中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旧中国农村复杂的经济生活中什么是剥削，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科学准确的表述和定义。因此，对什么人是地主或富农，也就从来没有过一个科学准确的表述和概念。 我把在内蒙古草原穿过的旧皮袄和皮裤带到了天门，权当给祖父做御寒之用。皮袄又脏又破，皮裤还比较完整。舅妈就反复提出要把皮裤留下来做个背心，我也只好答应了。但一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孙子拿来旧衣给爷爷尽点孝心，当舅妈的从中横插一刀，这算什么事啊。 我们的回乡之行不事声张，不敢让厂里和老家的人知道有两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过年时来看望了祖父。安顿下来后，我们趁着夜色悄悄前往祖父栖身的小姑妈家。祖父已早早睡下，在昏暗的灯光下，当从小就熟悉而数年未见的祖父披着衣服出现在堂屋的时候，听着小姑妈二女儿不停的骂声，我不由得失声痛哭：“爹爹（湖北方言：祖父）再不好，也是爹爹啊！”82岁的祖父也连声说“我的伢啊，特地来会我的啊，特地来会我的啊”。舅妈、小姑妈和其二女儿也在一旁流泪。祖父依然头脑清楚，问我：“听说你去了蒙古？”“那不是很冷？”我告诉他，我现在安陆。年轻时就经常出门的祖父对安陆的方位非常清晰，小姑妈的二女儿在旁连声提醒：不要和爹爹多说，免得他又出去和别人乱讲。小姑妈和她二女儿对祖父的那种凶狠，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祖父对此却没有什么反应，面无表情，看来他早已习惯了小姑妈母女的这种态度。第二天又去看爹爹，祖父说你给我的皮袄怎么是湿的？我嘱咐爹爹，在出太阳的时候拿出去晒一晒。爹爹说手冷，三弟给了他一副劳保帆布手套，爹爹很高兴。 小姑妈招待我们吃饭，祖父平时根本吃不到什么菜肴，每顿饭就是一点辣子豆豉，我一边给祖父夹菜，一边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祖父嗜酒，在老家的那种境况之下，老人家也不可能喝到酒，我就买了几瓶半斤装的白酒（也不是什么好酒），塞在了爹爹的被窝里，接着又塞了几块钱。 在天门县城里有我们的两房亲戚。舅舅家这边过年聚餐，众多亲戚朋友一片欢声笑语，而二姑妈家这边却是凄凄切切，气氛沉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祖父最疑惧的是死后被火化，几次向我提及。文革期间也没有人敢给老人准备棺木，更何况是一个“老地主”了。我作为长孙在当时对这样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如今念及仍令人伤感。 后来还曾看到爹爹在寒冬的露天席棚厕所里出恭，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事后爹爹还对我说想喝点通便的蜂蜜，我拿出钱来请小姑妈买了一点。我一直后悔当时没有给祖父多留点零钱，因为家父每月寄来的生活费，是绝然到不了祖父手中的。家父对祖父的遭际，对小姑妈的刻薄，当然是清楚的，但作为一个已被发配到千里之外江西分宜小城的“摘帽”右派，也无可奈何。家父后来给我回信：读罢会面情景，不禁泪水涔涔…… 我们在天门还去看过在乡下的大姑妈。大姑妈夫妇和其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后来，家父还曾要我们兄弟把大姑妈送到江西分宜小城的家里住了数月。 凄凄惨惨的天门之行，祖父的境况令人忧伤，几个亲戚令人不快。回到安陆，那些天的场景时时在脑海中重映。我无法与祖父再通音讯，也从未向人讲述过此次的老家之行，就让这一幕深深地埋藏在了内心之中。政治运动对亲情、人情无休无止的摧残，对人权残忍粗暴的践踏，令我刻骨铭心。 1975年，84岁的祖父在孤独中辞世。家父和我们都未能前往奔丧。 改革开放以后，精明能干的小姑妈沿袭爹爹的经营能力，从服装销售起家，赚了一笔钱，盖起了一座大屋，可以和土改时被没收的祖屋相媲美。1979年落实政策，借纠正祖父被错划之机，小姑妈一家积极努力，最后好像共退赔了1700元。家父将这笔只相当于当年被没收财产零头的血泪钱做了分割：大姑妈、小姑妈都留有一份，小姑妈的大女儿一再来信称功，所以对在落实政策时前后奔忙出力最大的小姑妈的大女婿，特别予以了一笔较大的款项。 我退休以后，作为长孙曾有过代表全家回乡祭祖的念头，辗转询问小姑妈的二女儿：爹爹葬在哪里了？答曰：不知道。她并非像我一样从小就与爹爹相随，也没有祭祖的观念，大概也就没有关注过此事，确实是不知道。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年他们就是随便找了个地方，将爹爹的骨灰悄悄地埋了，以后也没有去扫墓祭奠过，后人也就不知道其具体方位了。小姑妈的大女儿和小女儿来北京旅游时看望过我父母。家母也没有叫我过去与她们会面。从此，我与老家就基本没有什么联系了。 八、回到北京 文革结束以后的1978年，大环境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兄弟也频频要求家父能想法活动一下调动的事宜。转瞬间离京已经9年，看到周围有的人逐渐调离，家父也动过心思，但又苦于没有门路。1957年的问题尚未“改正”，哪个单位愿意接受一个“摘帽右派”？曾想调到新建的大型企业：江西九江石化炼油厂，结果被人暗中作梗而泡汤。调回北京更是希望渺茫。家父本来打算请假到北京去一次，其所供职的分宜工程塑料厂副厂长魏忠恕遂主动提供了方便：派家父去北京出差，任务是利用在北京的老关系，给厂里搞一些计划外钢材指标。出差的具体时限自定，能否搞到钢材也不做硬性规定。在那个年代，家父周围的基层干部中还是有不少善良正直之人。如分宜工程塑料厂厂长张传升，两任供销科科长李忠、潘德宝，金工车间主任马天喜等等。 1978年10月，家父终于有机会来到阔别的北京，四处找人活动，寻觅调回北京的机会，曾找到一个原二轻部的领导干部开具了调京所需要的有关证明。家父曾借用原北京籍青工刘欣如之母在轻工业部的办公室写请调申述材料，不到一个小时就写了十几页纸，让刘妈妈赞叹不已。 在困难重重、万般无奈之际，家父最后硬着头皮，找到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李昭（胡耀邦夫人，耀邦时任中组部部长）。 当年在共产党内，还是有很多正派的老干部，光明磊落、胸襟宽广。家父1950年代任京棉一厂财务科长时曾多次当面顶撞过时任厂长兼党委书记的李昭，20多年后再相见，李昭仍然非常热情。在了解到家父的现况后，李昭当着家父的面，马上给家父原先所在学校的党委书记打电话：老马这么有能力的人，你们还要不要？你们如果不要，那我就要了！学校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兰剑听李昭这么说话，赶忙连声说，我们要，我们要！这么一个电话，就把家父调京的事情解决了！走出李昭的办公室，初冬的北风阵阵袭来，使人感到了寒意。家父不由得感慨：离京后在南方的江西生活9年了，未曾想又感受到了久违的西北风！但调回北京终归是有了很大的希望，心中又不免增添了丝丝暖意。 事后，家父听当年在上海的老同事、市纺织局的总会计师陈荣曾说，当时位于顺义牛栏山的北京维尼纶厂缺一个财务科长，可以安排。 1979年春节过后，父母终于回到离别已久的北京。此后，我们兄妹四人也经过种种艰难曲折，陆陆续续回到了北京。1992年，在历经26年的离散之后，除了已在湖北天门老家辞世的祖父，全家人再次在北京定居，开始了新的生活。与那些在天灾人祸中家破人亡的人们相比较，我们家毕竟还算是非常幸运的。 2011年9月初稿
[1] 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档案，湖北省档案馆藏，卷号LS66，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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