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叶落归根，还是落地生根？
逃离恶土之后，流亡者的故事并未结束。很多流亡者将回归作为人生目标，于是流亡变成一个悲剧、变成一段难熬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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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5日，流亡美国十七年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在普林斯顿小镇去世，他守住生前不回独裁中国的誓言，却留下一句让人费解的遗言：“自由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在刘宾雁去世前两年，我曾去探望他，他告诉我，他正在研究拉美的“第三条道路”，看看以后在中国能否走得通。他在美国生活多年，却不愿低头研究美国的清教秩序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而对画饼充饥的拉美左派模式颇为心仪——其实，这不过是又一条歧途。
刘宾雁活着时没有回中国，去世五年后，骨灰被家人运回中国，安葬于北京天山陵园，这是另一种叶落归根。中国当局不准其家人在墓碑上刻下“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这两句话，还在其墓前架设监视器，以恐吓前来扫墓的人们。这是何其卑劣的做法。然而，刘宾雁明明可以埋葬在美国的朗朗乾坤之下，墓碑上想刻什么字就刻什么字，为何要到中国受辱，死后亦不得安宁？
同样也是流亡者的作家苏晓康反省中国流亡者的精神缺陷，或许可以回答中国流亡者为何未能像犹太流亡者将苦难提炼成卓越文化成果之追问：据说“流亡”之建树有两造：一端丈量个体陷入孤绝深渊之体验和代价；另一端则离弃隔绝，别开生面，攀援于异域文化，乃至杂交。显而易见，两造均未呈现于中国流亡社群之中，原因无它，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情愿的流亡阶层，时代和命运的一个误会，那里面有几人是甘于流亡、自我放逐、蔑视回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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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落归根”是华人的一种“准信仰”。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过，新加坡的华人，不是中国人，当你离开那个国家时，你就要明白这一点——你要去做的，不是叶落归根，而是落地生根。是的，叶落归根的，是韭菜和肥料；落地生根的，才是种子和希望。
在叶落归根的幌子下，若干本来已到自由地的人又返身为奴之地，自取其辱、唾面自干。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的李宗仁，于1949年12月流亡美国。他不甘于做一介平民，于1965年7月12日飞回北京投共，发表声明攻击庇护他十五年的美国：“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这是他给共产党的投名状。回中国后数月，李妻郭德洁患癌症去世，中共立即安排二十七岁的护士胡友松与七十六岁的李宗仁结婚——这是中共最拿手的美人计（以后还会用在杨振宁等人身上）。随即，文革爆发，李宗仁被红卫兵抄家，已去世的妻子郭德洁被污蔑涉及“梅花党”案件。1968年，李宗仁死于惊惧与病痛，真个是“自作孽不可活”。
不能忍受流亡的寂寞、经济的困窘、家人的分离以及思乡之情，重新踏上归途，乃是人之常情，不可苛责。前辈流亡者，有若干位因年事已高、身体病弱，选择低调回到中国养老，如苏绍智、千家驹、于浩成等，直到去世，他们都不曾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保持了晚节。而另一些人回去之后，却“不为苍生说人话，只为帝王唱颂歌”，那就是不可原谅的背叛。他们不是叶落归根，而是认贼作父；他们不是始终如一，而是朝秦暮楚。比如，范增、李泽厚、刘再复、甘阳、刘小枫、赵鼎新……有人怀着当帝王师的梦想挖空心思写奏折，有人打着“文化中国”的招牌为新极权主义涂脂抹粉，有人盛赞“大国崛起”超过汉唐盛世，有人以歌颂“千古一帝”秦始皇和“国父”毛泽东来谄媚“今上”习近平，真是群魔乱舞、不堪入目。
北岛的回归是一条歧路
2014年秋，诗人北岛在杭州出席“大运河国际诗歌节”，低头让小学生在他脖子上系上刺眼的红领巾，然后“在蓝天白云下，给大家敬了个热情洋溢的少先队队礼”。戴红领巾是必须的举动，是北京要求的“投名状”，由不得他推三阻四。北岛戴上红领巾那一幕，宣告了流亡的终结和诗人之死。此举让年轻一代异议作家黎学文感叹说：“北岛这个曾经的文化反抗的符号与红领巾这个极权意识形态符号的叠加，当文化反抗者符号和体制的红色符号化身为一时，时代的荒诞和反讽瞬间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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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北岛流亡国外。最初四年，他住过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他哀叹说：“自蹒跚学步起，就有某种神秘的冲动带我离开家乡，外加时代推波助澜，让我越走越远，远到天边，远到有一天连家都回不去了。”他也开始习惯“旅行者”的命名：“一个旅行者，他的生活总是处于出发与抵达之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持未知态度，在漂流中把握自己，对，一无所有地漂流。”孤独让某些人变得坚强，却让某些人变得软弱，不幸的是，北岛属于后者。他在《失败之书》中写道：“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他知道“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却无法将这趟旅行升华。他转而写散文，“散文与漂泊之间，按时髦说法，有一种互文关系：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
北岛说过，“如果没有朋友、鲜花和掌声，我一定会发疯”。流亡诗人李笠评论说：“这是一句大实话，它既是流亡北欧的中国诗人的自画像，也是中国文化的生动刻画：个体的软弱，没有独立精神，缺乏信念和理想。叫喊《我不相信》，那是年少气盛的宣泄，骨子里还是追名逐利，衣锦还乡的那套东西，比如：想方设法去接近各种奖项。”为此，李笠写下一首题为《与北岛对视，或对着一面镜子》的诗：“一条回家的路在他脚下铺展/佛祖到来/再见，反抗！/再见，高贵的墓志铭！/他被抬上旧体制的舞台/他致辞/流亡回到鲜花的怀抱/但台下，呐喊正遭受一台机器镇压。”
北岛有一首名为《在路上》的诗写道：“我调整时差/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在现实中，因为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他对西方的态度由仰慕变成满腔愤怒，将手表调整成北京时间。李笠曾在北岛与布罗茨基会面时充当翻译，发现两人无话可谈，这次不欢而散的会面折射出两人精神境界的天壤之别。李笠认为，两人的差别在于“三观”：布罗茨基奉行“宁做自由社会的失败者，也不做专制社会的成功者”的原则，是在流亡之浩海中的游泳人，把流亡当做家，体现了屈原式的精神境界。北岛则相反，他不能忍受孤独，因为孤独是掌声和鲜花的天敌。
北岛写过一首诗“只有改变背景/你才能够返回故乡”，但最后在背景没变的情况下，他返回故乡。李笠感慨说：“流亡是一面镜子，它使一个人活得更加自由，让人去求索，明白自己的遭遇，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流亡让你匿名，成为大海里的一块石头。没人为你献花鼓掌，把你当作明星。你除了你自己和你的语言之外，一无所有。你很可能沦落为北岛们那种自言自语的顾影自怜。 流亡，说到底，就是当一个失败者，因为自由高于一切。 做一个自由人，又担心失去鲜花和掌声，是多么分裂，可悲。”
流亡并不是一笔唾手可得的财富，流亡并不一定能让所有流亡者的生活和品格都变得美好，流亡只能让原本就优秀和高尚的人变得更加高尚和优秀，而让原本就怯懦和卑贱的人变得更加怯懦和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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