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阳：地久天长 一一 忆王小波（上篇）

                                                                                       

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全集

刘晓阳按：后死者的不幸是因知己都已经先其而死，后代对其一生，尤其是前半生，所知甚少，故写不出好吊祭文章来。先死者则比较容易获得好祭文。诸葛亮吊周瑜那样的好文章，孔明自己是无福享有了。我有幸认识王小波，并知道他的文笔好，而他是我师弟，按理说，后生后死，他应该后我而死，故曾约他在我死后给我烧祭一篇好悼文。没想到他却先我而亡。只好由我这师兄来给师弟写回忆文章了。
一、第一个王小波
王小波写过一篇杂文《智慧与国学》。文章的开头说道：“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古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於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
小波说的这位朋友就是我。我也是老三届的。在内蒙古时，我们公社还有一位插青叫王小波。我刚听到这名字就觉得耳熟。因为王小波是北宋农民起义军首领，历史课上讲过的。
我们公社的王小波中上等身材，瘦瘦的，面皮白晳，长得很清秀，人也聪明，也是一位聊天好手。后来开始了“推荐工农兵学员”，福星忽然照耀到了他的头上，被推荐去了大学。临行前在公社为他饯行。席间王小波多喝了点酒，脸上白里透红，煞是好看，就如旧小说里形容的那样：“面如敷粉，唇若涂朱”。我们举杯祝贺王小波荣升，不料他却说他知道自己是因为出身好才被选中。这年头推荐也不凭才，并不以此为荣。这回去了一定好好念书，就是说他白专也在所不惜。
这话虽说逆了我们的祝词，但我们这些“孙山学会”(取名落孙山之意)会员却听得颇顺耳。
后来我没再和王小波联系，只听说他在搞模糊数学。而我却总是扫帚星当头，上大学的梦一再破灭。王小波早就毕业好多年了，我还在年复一年地当老童生。直到1978年深秋，上头改变了以家庭出身刷人的做法，我才“范进中举”。

二、第二个王小波
我被分配到了人民大学贸易系商品学专业。上第一节课点名，从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王小波”。我顺着答应的声音望去，原来不是我的“插友”。这位王小波不但面无敷粉，唇未涂朱，而且脸色黑黄，嘴唇发紫，上身颇长。坐在凳子上，比他身旁的班长高出一大截。这人的相貌怎么和他的姓名这么不相称。在我的印象中，“王小波”三个字，就应该和“唇红齿白”的清秀小生联系在一起。从他的长相看，大约是“口里口外，刀子板带”一类到城根、河沿约架的爷们。以后还得提防着点。
下课后，因为初次见面，大家都故作矜持。我独自一人走出教室，站在外边点起一根烟。那位姓名和相貌极不相称的王小波也掏出烟来，好像没有找到火柴，于是很腼腆地跟我借了个火。看来此人不像恶人。我俩站在一起，身材竟是一般高。
后来同学之间渐渐地熟了才发现，这位王小波不但不是恶人，简直是我认识的朋友里首屈一指的大好人。可见以貌取人是多么的靠不住。从此我心目中的“王小波”三字，就不再和白面小生联系在一起，而是和这张脸色虽黑，却表情丰富，嘴唇虽紫，却妙语连珠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我们两人后来越聊越投机，竟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经常是温着半截功课，忽然来了烟瘾，我们俩就互相招呼一下，一起到操场上去散步抽烟，互相说些有趣的事。他讲云南，我讲内蒙古。风土人情，荤素笑话，什么都有。小波那篇杂文开头讲的“叫驴之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崩”，就是我讲给他的。他讲在街道工厂时的师傅有句口头禅：“子曰，完蛋操也”。他这位师傅老想请病假，症状是：“看天蓝色，看地土色，蹲在茅坑上什么都不想吃。”
这些故事后来都入了他的杂文，令读者捧腹。从小波嘴里听到的他这位师傅，已经不亚鲁迅的那篇《我的师傅》了。和小波在一起的时候，每逢遇到败兴的事，他总是笑眯眯地来句“子曰，完蛋操也”。
三、书
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提到他们下乡时没有书读的痛苦。我们在下乡时也有极度缺书读的饥渴感，竟把《赤脚医生手册》翻得稀烂。小波在乡下时，知青被军代表管着，“假如知青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迅鲁著’的书也不成。”
我下乡的队里有位旧世家出身的插青带了部线装的木版《红楼梦》和一部同样老旧的《三国演义》，都是一碰就酥的脆纸，黄得不得了，也没有标点符号。结果被军代表发现没收，一把投入灶火里给烧了。这套比脂胭斋本相差不远的祖传古版《红楼梦》全世界总共没有几套，全是各国图书博物馆里的珍藏。谁料竟在蒙古包里当牛粪干用了。
上大学以后，国家百废待兴，“天下作家一浩然”的出版局面渐次被打破。我们就像杰克·伦敦《热爱生命》里那个刚被营救起来，饿疯了的生还者不顾一切地寻找和藏匿食物一样，也如饥似渴地到各处搜寻可读的书。每个周末回到宿舍，都带回一捆捆刚买的书。宿舍里放了几个书架，摆的全是书，其中我买的最多。
小波文章中提到的奥威尔的《1984年》和小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就是我从外文出版社买来的过期处理的旧编译参考资料。小波看完了《1984年》后告诉我说，他见过一份统计资料，说此书预言的一百多件事情，到那时绝大部分已经实现。换句话说，至少到1980年，这本书就已经不再是预言，而是历史了。
我和小波的共同爱好是读野路子书和读书路子野。我发现商务印书馆有一套著名外国科学家写的非专业杂谈。比如马克斯·波恩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尼尔斯·波尔的《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集》，冯·诺伊曼的《计算机和人脑》，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等。作者要么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要么是诺贝尔科学奖项的获得者或者各学科大师。
这套书从50年代开始，断断续续地一直出到现在，才仅出了很有限的几本，而且印数非常少。我把那时出过的这套书从新旧书摊上差不多都找全了。小波看了以后跟我说，读这种成功大科学家回过头来写的人文哲学书，才最可信和最有教益。
找书、借书、买书、读书、聊书，成了我们大学生活的一大部分内容。记得一次物理化学考试的前一天，小波拿着一本傅献彩著的《物理化学》上册要回家去读。我惊奇地问他，还来得及吗？他说，没事。第二天他回到宿舍，从书包里掏出来的那本《物理化学》的封面和封底已经海带似的卷作两个油黑的卷。我问小波，看完了吗。他说，看完了。
《物理化学》不是小说，傅献彩写的那本又不是简易本。这家伙竟然一天读完。我问过小波读书的速度。他说自己测过，是常人速度的七倍。我读书也算快的了，不过常人速度的两倍而已。但书在小波手里，折旧破损的速度更超过常人七倍。

王小波与李银河

四、婚事
上大学之前，我们都经历过“文革”、下乡、待业、工厂，婚事都耽误了。我和小波虽好，但互相都不打听对方的私事。我看小波那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大概和我也情况差不多。有一天我们俩一起骑车进城。路过百万庄附近一个机关大院的门口，他忽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要进去找个人。我也没当回事，就自己骑车回家了。没多久，听班上同学说小波有个女朋友，就是在那个大院里工作，并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李银河。
忽然一天早晨，同学们传说小波结婚了。我很惊奇，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在校门口附近遇见小波，问他这话可当得真？小波咧开大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掏出几块糖塞给我。我则笑着问他：“如意君安乐否。”这是《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里的典故。下次见到李银河，她说，你把我们俩全骂了。我赶紧道对不起。
小波不事张扬的婚礼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不久我也学他的样子悄然结婚。我和老婆曾在一起插队，她也是李银河的中学校友。那天我们刚从婚礼上回家，正好小波来找我。因为我事先谁也没告诉，让小波吃了一惊。我请他进来坐会儿。他看有亲戚在旁，只坐了一下就站起来要走。我还想拦他，不料他悄悄跟我说，看我结婚太忙，我们一起做的课题论文草稿该我誊抄的那部分，他想拿去帮我抄。
小波真是好哥们！帮人就帮在点子上。这不就是“刀兵点水工”的诨号“及时雨”吗。婚者昏也，我也没推辞，就把草稿给了他。
五、写作
就在小波结婚后不久，班上同学又传说小波发表了一篇小说。我见到小波问他是否真有其事。他只好承认。我请他拿来看看。过了几天，他才有点不好意思地塞给我一本《丑小鸭》。小波的小说刊登在上面，题目是《地久天长》。小说讲的是“我”和另一位有点书呆子气的男知青，还有一位女知青一起在乡下干活时的真挚友情，互相之间丝毫没有三角恋爱式的“邪念”。后来那位女知青突患脑病去世。“我”和“他”就把“她”留下的书分了一下，各自离开。
我把小波的小说拿回家给父亲看。父亲看罢笑着说小波是在歌颂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我倒没有觉得小说里有那位贤哲式的爱情，不过我非常欣赏这篇小说的题目“地久天长”。因为我们下乡时唱过一首歌，《小松树》。歌词最后是这样的：
小松树啊，你可曾记得，
我们的心在激烈地跳荡。
亲爱的朋友我的好兄弟，
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小说题目一下子就勾起我对当年插青之间少年纯情的回忆。这才知道王小波把交朋友当做人生第一件大事来抓。
我也看《说唐》《水浒》走火入魔。平生所喜的是“三十六友反登州”和“一百单八将排座次”。“小孟尝”秦叔宝和“及时雨”宋公明那份江湖上闻风拜倒的名头，真是令人生羡。后来小波在他的《黄金时代》里写道：“在我看来，义气就是江湖好汉的那种伟大友谊。水浒中的豪杰们，杀人放火的事是家常便饭，可一听说及时雨的大名，立即倒身便拜。我也像那些草莽英雄，什么都不信，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只要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你十恶不赦，为天地所不容，我也要站到你身边。”这话我已经在《地久天长》里看出端倪了。
不久又听同学说起小波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了。我还是去质问小波。他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这回他写的是书评，评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文章不长，没什么废话。我们那时候读书是先看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中国的外国的都看，目的是为了知道哪些书是“文学史上有名的书”，然后照单搜寻。

少年王小波

六、怂恿
小波发表了小说和文章以后，一天在宿舍聊天，说起有报刊邀请他写稿子，鼓励读书和歌颂“学科学，攀高峰”。他不肯写命题作文，就说那还不容易，把《神童诗》登出来不就得了。《神童诗》是五言的：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其实小波并不欣赏这首诗，他只是不愿充当号召群众的角色，以调侃来推辞而已。我听罢告诉他这首诗可以扩展成七言：
古今天子重英豪，
学内文章教尔曹。
世上万般皆下品，
人间唯有读书高。
过了不久，小波又说有刊物约稿，他没的可写，问我能不能来一篇。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什么都行。我是草原插过队的，牲口群，或者叫物种群落的配种繁殖是那里的主要生产方式。牲口群里混得时间久了，也能渐渐悟出点其中的道理。后来才知道人家达尔文一百多年前就把这道理说破了。
上大学后又看了本《自私的基因》和《科学与哲学》上摘译的一些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文章。一天吃中午饭时，照例是我和小波、班长三人一起，边吃边聊。班长忽然讲，最近听说国外有门社会生物学，挺时兴的。我听罢猛然产生一种顿悟的感觉，就说我知道这学问是说什么的。那以后我曾想过把这顿悟写出来，现在既然小波怂恿我写稿子，就不妨写写这类话题吧。
我以前只知读别人写的东西，还从来不曾想过自己写东西。第一次涂鸦，自不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文章写好，给了小波。小波一边看一边乐，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就问小波，行吗？小波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先拿去试试吧。”
过了几天小波一脸坏笑地告诉我：“李银河把你的稿子给送去了。人家看完后说这人思想有问题，得好好受受教育。”第一次写稿得了这么个评语，真让人脸红。谁料没几天，小波又满面笑容地跟我说：“我把你写的东西拿回家给我哥看了，我哥说你讲的挺有道理的。”
虽然有思想问题的东西不得发表，但能蒙小波哥哥说声“有道理”，也就知足了。小波的哥哥1977年考大学因高血压被刷，1978年便直接考上了社科院哲学所沈有鼎的研究生。沈有鼎有一次给国外朋友随便写了封信，就成了逻辑学界有名的“沈有鼎大定理”。这人才是真正的逻辑大师。
有一回小波在宿舍讲起他哥哥和他在家里分析当时刚上映的一部电影的名字《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可以是两个人的故事，或者是三个人的故事，也可以是一条狗的故事，或者是一只猫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甚至还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人的东西”，诸如此类。这种应时电影，我们平时也不注意。听了小波的逻辑分析，仔细一想，也都乐了。
我们班的L君先我看了些数理逻辑的书，有一天我和他聊了起来。我那时认为，我们平常说话讲道理所遵循的语法逻辑是服从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也是能在语法逻辑范围内叙述的，所以讲到底还是形式逻辑。L君说我讲得不对。凡是形式逻辑能够表达的东西，都能用数理逻辑表达；反之，所有能用数理逻辑表达的东西未必都能用形式逻辑表达，所以讲到底还是数理逻辑。
我们已经熄灯上床，还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正好这时小波回来了，我们就请小波仲裁。小波听了两边的说辞，作出裁判，说L君讲得对。从此我又多了一个搜书的领域，把市面上所有简单介绍逻辑学、布尔代数和集合论的书差不多都买全了，并特别欣赏书中讲到的罗素悖论。
七、启迪智慧的人
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说：“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授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他所指的，就是我们的业师朱先生。
朱老师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因受家庭出身太好之累，一毕业就被空军要去，在航校教了半辈子高等数学，一直没有搞成他喜爱的物理。“文化大革命”后调来这间大学。朱老师非常会讲，课间我们还常围着朱老师聊天。我和小波曾经问过朱老师这样的怪问题，很多学生学不好数学，您说究竟是学生笨呢，还是老师笨？朱老师明确地回答，是老师笨。只要会讲，差不多的学生都能学会。
数学课结束后，我们班每有聚会或者郊游，总不忘邀请朱老师参加。朱老师念我们的好意，特地给我们额外讲了一堂狭义相对论。他在课堂上说：“狭义相对论的主要公式是洛伦兹变换。现在一般书上的洛伦兹变换都是用数学分析推导的。今天我给你们换一种方法，用线性代数来推导。”于是一笔秀丽的粉笔字平展在黑板上，把个震惊当世的相对论讲得简单明了，一直推导出E=mc^2的爱因斯坦质能方程。
朱老师给我们讲的概率论超过了我们专业教学大纲的范围，教到马尔可夫链。朱老师告诉我们说，马尔可夫链以前算概率论，从马尔可夫链开始算随机过程。回想起在大学学过的功课，就属朱老师教的有用。
朱老师到那时还没放弃他心爱的物理。有一天他告诉我们在《潜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相对论尺钟分析的论文。我赶紧到书摊上买来，大家传着看。我们谁也不怀疑业师的数理分析功力。可惜爱因斯坦在中国是当做和雷锋一样的榜样来用的。等像朱老师这样的人士真问到相对论时，又像小波在《智慧与国学》里举例说到的那两位质问欧几里德几何学能带来什么好处的学生和质问法拉第电磁感应有什么用的贵夫人一样，又该受到中国传统思维“器物之用”式的质问了。朱老师的论文也就到此为止。
小波在他的文章里说：“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和技能，在方法和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这话应该是包括朱老师在内的。他在课堂上给小波和我，给全班同学启迪出来的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受用终生。
毕业后我再度被分配进工厂，小波去了分校。不久，我们俩的夫人都出国留学去了。我和小波自然就成了她们老哈(husband)协会的留守会员。
两位老婆一走，闪得我和小波又重新过起了光棍汉的日子。我得坐班。小波当教师可以不用坐班，就不时来厂里找我，有时还顺便在我们厂的浴室里洗个澡。后来我办公室的同事全都认识他了。这种日子过了整整两年，我们俩才双双出国去寻老婆。（未完待续）


来源：新三届2017-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