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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四十千”纸上足迹三十年》第二辑:澳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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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24-5-22 17:54: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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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怀



“认同”首先是“被认同”,在现行国际准则规定下,首先是取得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认同”是世界移民文学也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主题,澳华留学生文学自然不能例外。而其内在意义是什么,更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

痛苦的身份焦虑:一个主要的澳华留学生文学主题

在澳大利亚,对当时赴澳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公民来说,取得居民身份竟然成为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这段经历当然留下强烈的心理后遗症。正如曾经也是这“四十千”中国大陆留学生一员、后来当上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的钱超英博士所指出:

那一段动荡、焦虑、悬隔、错置,必须隐姓埋名,保密国籍,忘却自尊,挣扎求存,比“二等公民”还等而下之的“黑民”岁月虽已过去,但终究构成了他们“集体记忆”深处长久不灭的灼痛,构成了他们面对理想与现实恒久疑难的经验背景,构成了深刻改变他们的世界认知和文化态度并影响其身份意识的重要基础。

描写身份焦虑、打工艰难的一部重要作品是来自上海的刘白(原名刘观德)所著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它发表于上海著名文学杂志《小说界》1991年3月号,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是澳华留学生文学最早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在澳洲寻梦寻找财富的故事,也是一个外来者、失败者的故事。书名“我的财富在澳洲”画龙点睛地提示着一种巨大的反讥。主人公名叫罗伯特.牛,他哪有什么财富在澳洲?!他每天游走于阴街暗角,千方百计寻工打工,挣取可怜的一点小钱,首先还得还清出国前所筹借的债务。由于没有身份,还得东躲西藏,躲避移民局捉拿,形同“土拨鼠”一样。作者更刻意在全书每一章开头大量摘录当时的传媒报道、国会论争、史料逸闻,呈现主流社会一派宏大、甚至高高在上的气势,和这些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琐碎卑微对比,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反差。书中有两句话来自这一痛苦的真实,又为这一痛苦的真实作了高度概括,并成为这一时期滞澳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经典语言。一句称为“五苦论”,是痛感打工苦但失业更苦:“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另一句是“三难论”:“出来难,呆下去也难,回去更难。”
《我的财富在澳洲》曾在澳洲译成英语出版,和它并列译成英语一起出版的是一部中篇小说《澳洲:美丽的谎言》。这部作品清楚地反映中国留学生的乌托邦幻灭。作者皇浦君为其作品取了“美丽的谎言”这样一个题目,也是指向一种苦涩的反讥。
刘放于1997年5、6月间在悉尼《东华时报》发表了中篇小说《布罗尼亚帕克的春天》。他在这部作品里生动地描写一群中国大陆留学生在一间老人院做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预料过、当然也不熟悉的护理工作的经历。他们每天的护理工作极度沉闷,琐碎辛苦,还得忍受老人发脾气时施加的折磨。面对各种鳏寡孤独、衰老病残、痴迷颠狂的景象,他们深感自己是活在一座远离尘嚣的活坟墓里。不过,他们毕竟年处青春,热血骚乱,也有独特的苦中作乐的办法。他们工余互相发泄情欲,罗曼蒂克一番,甚至出双入对,俨然恩爱夫妻。其中传达一种伴随身份焦虑的强烈的荒诞感。
原为《北京晚报》记者、编辑的北京人刘奥(原名刘熙让)于1995年在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令人更为悲催叹息。这部作品直截了当就叫“云断澳洲路”,描写一对相爱的留学生情侣为了能够在澳办理居留,不惜劳燕分飞。女方和一个丑陋的“鬼佬”过上受尽凌辱的同居生活,但就在眼看获得居留批准的时候却死于非命了。《云断澳洲路》极力传达这个愤愤不平的信息:“这正是我们这些人的悲哀所在。什么是移民?美国人的字典上解释得好:移民就是把外乡看成比家乡还好的傻瓜!”

居留身份与婚姻性爱悲剧:以张劲帆的《初夜》为例

当年不少中国留学生的居留问题常常要和婚姻性爱扯在一起,而这种婚姻性爱常常是一出悲剧。
关于这个令人深感难堪悲痛的话题,张劲帆的《初夜》(First Night)中的几篇中短篇小说可以讨论一下。2005年,该书获得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赞助,纳入澳华作家庄伟杰主持的“澳洲华文文学方阵”,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同年出版。
集中的短篇《朝朝暮暮》,写一对年轻夫妻因为丈夫出国天各一方,后来好不容易在澳洲团聚了,却因为丈夫要回中国做生意再次天各一方,只是互换了位置。他们对幸福的追求最终换来的却是远离了幸福,以离婚收场。故事以夫妻感情变化为情节主线,采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与第三人称的客观陈述相结合的结构,展现了中国留学生苦争居留的辛酸经历。
近三万字的《云与鸟》是一部双城记,写出上海姑娘霁云对西方世界的向往和一个名叫丹尼尔的悉尼男人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形成的错位反差并因此酿成离婚的悲剧。霁云理想中的西方原来并不是自己适宜生活的地方,而真正适合她生活的上海,又因为她的西方梦,而被自己狠狠抛在了身后。霁云最后想作出妥协,回到上海来挽救她和丹尼尔的婚姻,但此时一切都太晚了。他们开始于对方文化的表层认识而结合又因为认识的深化而最后分离。
再如《西行》。在这篇最初发表于1998年1月22日的《东华时报》的短篇小说中,女主角梦昙作了一连串的“永居”申请,要面对移民局不准留澳的裁决,然后又陷入了漫长而又几近徒劳的上诉。她在困苦的等待中,很不幸又发现患上了不治之症。故事描写她贫贱的生活、绝望的爱情,和她在病床上对移民局“好消息”的期盼。这期盼已成为她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柱。最后,她自动完成了在这块土地上的“永久居留”:在梦幻中病故了。这个短篇的标题“西行”是个双关语;女主角名字“梦昙”也暗示梦想仿如昙花一现。真是两个令人伤感的隐喻!
此书中,中篇小说《初夜》最为出色。它反映中国大陆留学生为了在澳居留所遭受的困苦和付出的代价,也是一出反映在性爱情欲上中西文化冲突的悲剧。女主人公白玫品质高贵,洁身自好,可最后,却因为需要有人以“同居”关系把她从移民局拘留中心担保出来,被迫献身给一个叫做丹尼斯的白人。她过去曾经无数次地憧憬过她的“初夜”;她坚信人生唯有一次的“初夜”应该非常美好非常温馨的。但是,非常悲惨,到头来她的“初夜”竟然变成这样:

没有感情源泉的滋润,处女地始终是干涸的。经验十足的丹尼斯渐渐失去了耐心,气越喘越粗,朝她直刺过去……
丹尼斯发泄完了他充沛的精力,坐起身,拧亮台灯,对着染红的床单瞅了一眼,然后像看一头怪物似地盯着她说:“你都三十四岁了,还是处女?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你到底是犯傻,还是天生性冷淡?你长得很漂亮,但是令我失望的是你完全不行……我真的很失望!”
………………
她放声痛哭,清水、泪水和着血水往下流……
她洗了很久,仿佛要把她遭受的所有不幸和屈辱都洗掉。洗完澡后,她表情冷漠地穿上衣服,进到睡房。丹尼斯已经把染着她血迹的床单扔在了地上,换过了另一张床单,悠然躺成一个“大”字,奏着响亮的鼾声睡着了。
白玫开始收拾随身行李。
二十分钟后,她拎着行李出了门,走进茫茫的夜色中……

毕业于悉尼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的微风在一篇文学评论中指出:“无论是留学生之间的情思还是留学生与异域‘鬼佬’之间的跨国之恋,或是新旧交替的情爱都围绕着如何在异域栖身的主题。”不用说,这种婚姻情爱大多是悲剧,微风的观察道出了痛苦的真相。

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钱超英的独特发现

关于“身份”或“认同”问题,钱超英专门写了一篇学术性很强的文章,题目是“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他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澳大利亚的例子显示,“新华人”(即上世纪九十年代居留澳洲的中国留学生那一拨人)文化及其文学表达所探索的自我身份至少涉及到对三种对象,即对中国、对其他华人移民、以及对西方社会的他者化运作。在第一种情况下(对中国),他们是“西方主义”的理想者和某种界限的反叛者;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其他华人移民),他们是华人移民中的现代人,在第三种情况下(对西方社会),他们又在内在的驱力下,趋向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钱超英说:

所有这些不同的身份向度,交织成了纠缠不休的身份冲突。在其中“自我”和“他者”可以反复换位。比如,在对中国的“他者化”中,“西方性”可以当作“自我”的面具;在对西方社会的“他者化”中,“中国性”又变成了挥之不去的“自我”基元;至于和其他华人移民的身份异同,则是这种漂移无定的身份立场错杂纠缠的灰色地带:出于“现代人”的精英色彩的自我意识,其他来源的华人可以成为“他者”;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他们”又成了“我们”的一部分,虽然是有点可疑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他们”的眼光中不乏可疑之处一样。这种反复的换位,其实也就是文化上的错位或失位(displacement),它导致进退失据的“错置”感,并构成了身份焦虑的深刻根源。

钱超英以悉尼女作家莫梦的短篇小说《月黑风高的夜晚》为例。这篇收入《他们没有爱情》的小说描写:一人在家的妻子,被入屋行劫者强奸。在最初的惊骇过去之后,她在羞愧和痛苦中又渐渐地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感与温暖”。这是她从来没有在平淡的、混合着生计烦恼的家庭生活中体验过的,她此时“觉得自己好象从桎梏中解放出来,长期浮游者的身体突然触到了真实的土地”,竟情不自禁地作出热烈的回应。这样,“只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就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向她展现某种朦胧的新的人生前景。悉尼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萧虹博士为收入这个短篇的《他们没有爱情》一书作序,评论道:这个“小电影”式的故事作为“留学生婚恋主题的狂想变奏曲”,“对男女在婚姻关系的盈亏表上,作了一笔庞大的调整”:不仅男人可以享受婚外情,女性也可以在一些奇特的经验中有未尝预料的发现。萧虹博士的评论显然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的色彩。而钱超英另辟蹊径。他发现故事的另一种可能的解读——在于其象征性的意义。它显露了那些澳华留学生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环境中寻求新体验的冲动。破屋而入的异族“窃贼”象征了“强行进入”到意识层面上的突破性冲动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在推动全部事变的意义上,这个幽灵般、影子般的角色似乎成了故事的真正主角。作为略带被贬抑色彩的“无意识”的替身演员,这个“偷身”进而“偷心”的黑色窃贼带来了意外的惊恐与“秘而不宣的惊喜”,代表了被其“侵入”的人们对新的生活态度、新的文化身份的夹杂着渴望的恐惧,以及潜隐的犹豫、分裂与矛盾。这一点使得澳华留学生文学中的女性主题,在其内在的文化意义上,明显不同于一般西方的女权主义表达,而有更多的澳华留学生文学的自我认知的特质。
钱超英的发现相当独特,他的“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的阐述很有意思。

取得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之后:《最后的天堂》的“漂泊”迷惘

那么,取得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就解决问题了吗?原名为魏抗凝的林达以一部中篇小说《最后的天堂》相当深刻地触及“漂泊”问题。1997年2月至4月间,她刚好有一段相对空闲、可以集中精力写作的时间,得以完成这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它最早在《东华时报》1997年7至8月连载,后来又以署名“抗凝”刊登在广州著名的文学杂志《花城》1998年第4期。
小说有这样一个场面,一群中国大陆留学生受益于澳洲政府“11.1”决定得以居留,但是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而达到的这个目的却没有使他们高兴起来:

那一夜有雾,雾色苍凉。雾气把夜团团围住,使夜更加凝重,安祥。有人悄悄唱起了国际歌,随后又有人压住嗓门唱起《九.一八》。歌声四起之际,人们一下子都悲壮起来。琴唱得比谁都动情,低沉的女中音铅一样沉沉压下来。在唱到“在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离开我的家乡,流浪……”时,琴突然捂住脸,泪从她那纤细美丽的手指缝中流下来。
那天夜里,大屋的情绪在琴用手捂住脸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哭泣,思绪如潮,悲歌如潮。绿卡作为敲门砖的使命至此全部结束。人们再一次被偶然所操纵,迎来了生命历程中真正的漂泊。

小说这样结束——这是一个相当悲壮的结论:

许多年之后。我坐在南太平洋一个海角,把手贴在湿漉漉的岩石上,我确信我的确已经人在天涯。至此,我弄懂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乡人结构上的悲剧。……人类历史源远流长,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间,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版图上那些历尽艰辛、耗费时日的迁移,无论距离长短,不过是逃生一种而已。各自逃生的手段五花八门,本领也因人而异,但结果却大同小异……

这种“彻头彻尾的外乡人结构上的悲剧”,也许就是一种宿命吧。其实,在《最后的天堂》这部堪称力作的开篇部分,林达已经点题了: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终于忍不住强迫自己坐在床沿,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来不及了?是生来不及,还是死来不及?这如同那个著名的不可知命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在那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没有得出任何答案。这没有妨碍我在那个晚上正常安然入睡,但却导致我最后远渡重洋,铸成终身大错。

《最后的天堂》题记说:“澳洲是天堂,最后的天堂,天堂也不过如此。”像题记所暗示,这是一个中国大陆人去国弃妻别子在澳洲艰辛谋生的故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乡人结构上的悲剧”。寻梦者最终尽管圆了获取“居留身份”的梦,然而,“人们再一次被偶然所操纵,迎来了生命历程中真正的漂泊。”庄伟杰指出,林达的小说贯穿着很强的命运感。具体说来,其作品总是呈现着三重层面:一是异邦的“他者”放逐于边缘的身份尴尬;二是“第三文化空间”里边缘族群的生命历程;三是女性“寻梦者”身处边缘的悲剧宿命。人本应“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精神家园。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中,人一旦成为一个非中心的主体,在感知自己与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切实联系中便显得力不从心。这时,个体生命历程似乎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内在根基,陷入了漂泊无依的闲窘,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感。如此所带来的一切,宿命一点就叫命,唯物一点就叫人生际遇。
钱超英也说,林达的居留故事从不粘滞于具体场景,而是渗透了关于命运、时间、土地、全球化等重大疑难的哲学领悟。无法预知的宿命,这是林达小说醉心的主题,由此她深刻质疑了人类行为结局的可知性和可控性。她似乎把一个源自索福克勒斯的亘古命题,转用于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当代中国移民在这个可疑的世界上的历史性迷失,从而使之获得了某种超越性的启示意义。这意义直指人作为文化造物在身份上的流变、分裂与混杂无解。钱超英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人类在这个世界全部生存所具有的“漂泊”性质:没有哪一种人生选择是能够预知后果和有确切意义的。林达经已表示,居留曾经充当了这批中国人舍命追逐的一个本质上是临时的、现世的目标,一旦达成,目标的意义便同时失去。只有在这时,为什么在这里活着的问题才真正突出了出来,人生的“漂泊”性也才变得极其尖锐起来。“漂泊”这个隐喻同时唤起了“流逝”与“流失”的意味,这使人们对于自己经历的意义解释成为急迫而尴尬的任务。

本质是追求自由:澳华留学生的“认同”追求并非虚妄和失败

如在本文开头钱超英所说,那一段动荡、焦虑、悬隔、错置,必须隐姓埋名,保密国籍,忘却自尊,挣扎求存,比“二等公民”还等而下之的“黑民”岁月虽已过去,但终究构成了他们“集体记忆”深处长久不灭的灼痛,构成了他们面对理想与现实恒久疑难的经验背景,构成了深刻改变他们的世界认知和文化态度并影响其身份意识的重要基础。这些都可以从上文的讨论中真实而又深刻地显示出来,无论是关于痛苦的身份焦虑,关于居留身份与婚姻性爱悲剧,以及关于“自我”、“他者”的认知和关于“漂泊”的迷惘。不过,现在回头看,对上世纪九十年代澳华留学生的“痛苦的身份焦虑”与对此作出反映的澳华留学生文学,那个时候的讨论所衍生出来的一些观点,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例如,在评论张劲帆的《西行》时,钱超英认为,这篇作品利用“客死异乡”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悲剧意味十足的死亡模式,构造了一个沉痛的反讽,使立志“西行”的澳华留学生一代人面对他们的选择究竟有何意义的质疑。它也表达了他们对自己这一族群命运的追问:我们是什么?既然面对一片“拒绝之地”,而传统的归属感又已在我们身上无情剥落,在异乡和来源地之间,我们有什么可以依凭?这个短篇小说把澳华留学生在澳洲边缘性的处境问题尖锐化了——成为他们在澳洲“重建身份的虚妄性”的尖锐写照。
又如,当年上海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为张劲帆小说集《初夜》作序时,他这样认为:

与其说他的小说忠实地记录了这一代澳华新移民奋斗、挣扎、坚持的历史,不如说更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的虚妄和失败。

郜元宝对张劲帆小说逐一分析,从中找出证据。例如《西行》,故事中的梦昙,一心要定居澳洲,这已经成为她的最高理想,她必须始终坚持这个理想,否则生活就毫无意义。但坚持的结果却是彻底失败。她的生命就是为了那一纸居留许可而诞生,而消耗,而灭亡。《化妆舞会》中,何致清竭力要透过面具认识爱人的真面目,不达目的决不甘休,但他终于摘下对方的面具看到真相以后,失去的东西就永远回不来了。《朝朝暮暮》中,那对夫妻在丈夫出国之后,含辛茹苦,坚守爱情的许诺,但两个人的感情就在这样的坚守中一步步走向反面。小说重点揭示的也是理想的坚守者必然要走向理想的反面的悲剧。《云与鸟》中,上海姑娘霁云一心向往西方社会,终于如愿以偿,来到澳洲,但结果到手的幸福终归虚幻,霁云的结局是真正的有家难归,是彻头彻尾的大失败。在《初夜》中,女主人公白玫从中国到澳洲一路坚守贞操,一次次抵御了诱惑和强暴,但结果她不仅身心憔悴乃至扭曲,更糟糕的是,最后还是为了永居权而不得不违背意志,将苦苦坚守的贞操献给她一点也不爱的人。郜元宝认为,在《初夜》中,“贞操”是一个象征——其实是指所有来到澳洲之后面临种种屈辱、磨难与诱惑的中国移民心中的精神支撑。这篇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无情地将这些各不相同的心理支撑的脆弱和虚妄的本质揭示出来,告诉读者我们其实已经彻底失败了。
应该说,这些解读很深刻,但是,要避免将其夸大、延伸,以至出现谬误。其实,如果说张劲帆等人的作品真实反映了当年他们那一代人的“身份焦虑”,那仅是“当年”那一个时期的一种真实。“身份焦虑”到非常难受的程度以澳洲是“美丽的谎言”自我安慰,甚至斥责自己“移民就是把外乡看成比家乡还好的傻瓜”,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们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精神的、感情的、心理的,乃至生理的“进退两难”的处境,反映了这里边很多困惑很多艰辛,我更认为,与其说是“进退两难”,不如说是“阵痛”——“身份焦虑”就是迎接新生前的“阵痛”。“身份焦虑”过后,平心静气一点,就会发现,“拒绝之地”这个比喻只是出于一时悲伤绝望中的极端化的感觉。“这一切”并非全是“虚妄”而且“失败”或者不但“失败”而且“虚妄”,更不能说这以后就都是如此这般状态。
当然,话说回来,所谓“身份”,所谓“漂泊”,如果从哲学深层意义上看,可以考究“人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可以考究“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上文说了,取得法律意义上的居民身份就解决问题了吗?的确并非如此简单。这涉及到人类迁徙栖居文明史——或者具体一点,澳洲移民史——的一个大问题了。这里我不得不联想到欧阳昱评论沈志敏的长篇小说《动感宝藏》时,竟然毫无道理作出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观点:“这部小说还是揭示了一个比较黑暗的真理,即澳大利亚是一个不适合中国人久留之地。”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欧阳昱的“黑暗的真理”是否成立?澳大利亚是否是一个“不适合中国人久留之地”?当然,答案是否定的。
当年,评论家们曾经提出一个所谓“灵魂空白地带”的概念,他们同情地痛惜地不断发出追问:已经抛别故乡的中国新移民们究竟在何处可以安顿他们的灵魂?郜元宝教授评论张劲帆的《初夜》这部作品时,曾慎重其事地提出:

在澳洲,一个中国移民坚持自己的信念是否可能?
在澳洲,一个中国移民究竟有没有值得坚持的信念?
在澳洲,一个中国移民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在澳洲,如果一个中国移民被证明其实并没有他或她值得坚持的信念,结果将怎样?他或她将被迫过一种毫无信念的空心生活吗?这是否可能?如果不可能,那他或她将毫无抵抗地接受本来属于“他者”的一整套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吗?这同样是否可能、是否合理?

我想,当年澳华留学生他们那一代人,对这些相当预设性的问题现在都应该已经找到答案了。其实,他们当年千辛万苦出国寻求澳洲永居,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完全值得坚守的信念——追求自由摆脱专制的信念。居留只是获得自由的一个途径;居留问题的本质是追求自由问题。这个梦想实现了就不是失败。事实上,经过了这三十年的磨练,很多人不仅没有失败,而且非常成功,其过程可以六字形容——挣扎、进取、起飞。今天,澳大利亚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这片幸福美好的土地上生根结果,作出贡献,繁衍后代。

(2001年8月初稿于悉尼,2023年7月7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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