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何与怀, 劳伦斯·沃克, 文革, 童年
 五，“局外人”的“双重视角”与文革时期的童年心影：严歌苓的“得天独厚”今天，严歌苓取得的成造之所以取得，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顺理成章的。 1989年这一年，对严歌苓来说，是命运的分水岭。 她去了美国留学，丈夫李克威也是去留学，但却是另赴澳大利亚。同年，他们离了婚。他们是1986年认识的。那年的一天，严歌苓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邂逅李克威。李父是著名作家李准，母亲是电影《李双双》里后改名董冰的“李双双”原型董双。 早在1979年，年纪轻轻的李克威就以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女贼》惊动中共文化领导官员，并和其他争议作家作品如《假如我是真的》和《在社会的档案里》一起被当作“样板”在整个中国文坛上引起了关于文学“社会效果”的大辩论。门当户对与相同的写作背景使得两人很快相恋并于同年结婚。但结果这一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而严歌苓在美国艰难的学习兼打工期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美国外交官劳伦斯·沃克先生，于是有了另一段不平常的爱情，并让她走上另一条生活轨迹。 恋爱期间，严歌苓被美国FBI审查、测谎，之后美国外交部还是要劳伦斯作出选择：要么离职，要么结婚。劳伦斯在前途无量的外交官生涯与严歌苓之间，毅然放弃了前者。1992年秋天，严歌苓和劳伦斯在旧金山结了婚。2004年，放弃外交官生涯达十一年之久的劳伦斯被“召回”复职，严歌苓做起了跟着世界到处跑的专职的外交官夫人。三十多年来，婚后的严歌苓心里有了一种永恒的安稳，生活非常幸福，多年在美国居住和在世界各地游历的生活让严歌苓感情深沉，知识广博，艺术观念新颖，拥有宽阔多元的文化视野，写作也进入佳境，成为年年都出版作品的高产作家，成为中国以及台湾的“获奖专业户”，并以其文学业绩引起国际文学界瞩目。面对围观者的惊叹，她很淡然，说：“我不写怎么办呢？我读书的时间也留出来了，做饭的时间也留出来了，我精力大概太旺盛了吧。”  严歌苓、劳伦斯·沃克一家正是在美国，经过一些年美国生活后，严歌苓在很多观念上进一步发生嬗变，表现出巨大的开放性。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有意义的是她在“文化认同”（身份）观念上的开放性。这发生在她自己的身上，进而也发生在她笔下的一些人物身上。如一位论者指出，她作品中的人物“身份”实际包含着三种属性，即厚重、本源的“中国”背景；强势、鲜活的“美国”背景和混杂、新生的异质背景。这三种属性的共同存在，一方面使严歌苓的作品消解了因对“文化认同”的本质主义追求而引发的东—西、中—外文化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也为她在多元文化的对接中揭示人性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舞台。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严歌苓在她作品中这些人物身上，实际上已经重建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这些人物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人”的身份。一种变化的、相对主义的、新的、全球性的“文化认同”观念已经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种新的“文化身份”观的建立，使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别出新局。 许多文化理论家对世界上离开自己家乡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做了不少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这些作家具有一种“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所以会在不同观念、经验的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其实，所谓“局外人”并不代表处于“局外”，在一定角度上，“局外人”甚至比“局内人”还要接近于“局内”，因为局外人毕竟多了一层参照系，而这就是文化理论家所强调的“双重视角”。而严歌苓就是这样一种“局外人”。她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年赴美的新移民作家，无疑具有了这种“局外人”的“双重视角”。如许多论者所发现，严歌苓在移民美国后，开始跳出东方人的眼光来审视东方人的伦理问题，叙述与被叙述之间充满了解释的张力，这种地理与文化的距离有助于理性的审视，从而超越主观的体验。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严歌苓觉得移民也是最怀旧的人。此种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即使有些或显狰狞，都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情感价值。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的环境，有时特别荒诞，有时却很凄美。我觉得，具有“局外人”的“双重视角”严歌苓，必然发现她文革时期的童年心影，对她的文学创作起着相当重大的影响。 许多年前，严歌苓曾在短文《写稿佬手记》中调侃她成为作家的原因：“据说有三个因素导致一个小说家的成功。当然，天分除外。一是父母离异（或早丧），二是家道中落，三是先天体弱。……正要不屑，突然意识到自己倒恰巧具备这三个因素。成功还没影子，三种不幸却始终鞍前马后跟着我，与我熟得不能再熟……像别的父母习惯于哭闹的孩子一样，我习惯了哭闹的父母。”这是调侃式的探讨，似乎不具普遍意义，但就严歌苓个案来说，童年时家庭以及息息相关的社会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她不幸的童年时期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进入文革这一场中华民族大劫难。  严歌苓父亲萧马和继母俞萍（本文作者摄，2005年3月29日）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严歌苓七岁。她深深记住的是什么呢？是自杀的印象。大家都在自杀。她记得有一次从外面回家，看到一座高楼下面一群人围在那里，就跑过去看。地上是泥地，有两个坑。刚才有两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从楼上跳下来，把地砸了两个坑，被抬走了。当时她心里就非常震动。过了两天，刮风了，她从那座楼下走过，发现楼上飘下很多糖果纸，透明的。当时糖果也算稀有品，要凭券供应。透明的糖纸，十几张，二十几张，那么往下飞。又过了两天，还有糖纸在往下飞。小小的严歌苓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想。这两个老人跳楼了，在跳楼之前，他们一定把全家所有配给的糖证买了糖果，然后一起吃。在吃糖的过程中，他们会谈什么呢？谈他们的一生，谈他们的孩子，谈他们被冤枉、被冤屈。谈完了，他们也把糖果全吃完了，然后从楼上跳下来…… 随着文革的演进，人性中的残暴和阴暗在惨烈的现实中越来越充分地展现。早熟对于那一代人来说，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状况；而童年不安的心灵体验会主导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奠定一个人的人生基调。这段人生经历丰富了严歌苓的童年及以后的少年时代。“不安”需要一个突破口，需要发泄的渠道去释放，于是文字便成为最好的寄托方式。苦难磨砺了一代人的灵魂，时代的不幸却成就了作为作家的严歌苓个人的大幸运。 而今天，由于中共严密控制所形成的恶劣的现实境遇，中国国内几乎所有的作家对所谓敏感文学题材显得无奈、无助、无知，他们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被迫回避。政治风险实在太大了。这就出现一个情况：大部分所谓敏感题材本身拥有删除不尽的传奇色彩，却因禁忌而成为公然废弃或者浅挖则止的“富矿”；而世界各地有志气的华文作家，都可以大事开发。严歌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从《天浴》、《雌性的草地》、《白蛇》、《人寰》、《穗子物语》，到《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再到《芳华》、《米拉蒂》，她很大分量的作品中都有文革那段历史的身影。文革本来是中国当代作家进行创作时难以跨越的一道坎，严歌苓处理这一类题材可谓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她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她见识了新世界，体悟了新概念，确立了新立场，思考和想象方式焕然一新。她以“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来关注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件大事，对文革的特殊角度的反思与省视在她的作品中有了深刻的与众不同的表露。这些作品超越了一般文革叙事控诉的写作方式，具有了文化和历史的深邃感和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天浴》海报这就是严歌苓的“得天独厚”。早在2002年，严歌苓就说：“若没有移民生活给我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亦即英文给我的语言方式，我不可能写出《天浴》、《人寰》这类故事。”的确，如她曾经这样宣布，“在离开乡土之后，在漂泊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了”，严歌苓一方面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一方面受益于北美自由的文化氛围，再加上她本人深挚的生活历练和丰富的文学修养，所有这些元素浑然天成地完美结合在她身上，她肯定会让世界华文文学绽放异彩。 （未完待续）
（2024年7月28日完稿于悉尼，经严歌苓女士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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