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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王晓雨 一，RIPPON LEA庄园的婚礼：张家第四代大学生张一伦 2017年圣诞节前几天的一个上午，风和日丽，我和妻子坐在一片绿草坪上。这块草坪很大，周围有许多兰花和蕨类植物，空气中弥漫幽香，草坪一端连着湖，湖面上浮游一群野禽，清澈的湖水映衬出蓝天白云，四周寂静无声。 赏心悦目之际，我打开手机搜索这家名为瑞本·利的庄园。1868年建立的这座二层楼建筑是全澳最大、最后一个内城区私人豪宅。庄园总占地11公顷，离墨尔本市中心仅8公里，旁边的火车站也用Rippon Lea命名。 墨尔本一地，私人慈善家捐献的公园有几十家，止痛药的发明者家族捐献的就有多个。商人-政治家-慈善家的人生轨迹现象在西方很普遍，萨谷德先生是在维多利亚淘金潮期间做纺织品起家，后来从政，1901年竞选中当过参议员，他最著名的是做慈善。在萨谷德先生1903去世后，瑞本·利庄园换过几位主人，但慈善文化始终是庄园的主题，新主人都延续了前人的慷慨。这座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东正教徒聚居中心艾尔斯特维克区的建筑，常年大部份时间供教会集会，教徒婚礼和各类慈善活动，多次获国际奖的兰花园和娱乐园向公众开放。墨尔本市民在其花园草地上欣赏过“艾丽丝梦游仙境”、“查特莱夫人和她的情人”等室外剧。由于历史建筑和花园的完美，庄园列入澳大利亚国家历史遗产名录，也一直成为电影和纪录片之背景。澳大利亚1956年举办奥运会时，政府征用其场地，国家广播中心ABC索性在里面建了转播厅。在1972年，为保证物业作为一个文物整体而不被瓜分，最后一位叫路易莎的主人完成了向社会捐献。见证过1974年开放盛况的人们还记得，园内百花盛开，随处可见野孔雀和黑天鹅，每天参观的游客过千人。 就在我查看庄园历史的时候，传来悠扬的钢琴声，草地上的人都站起来，花丛、树林里也走出许多青年人，男人们穿着正装，女士穿着漂亮的时装，大家顺着声音的方向走向草地中央搭起的一个高台，一棵挂满了灯饰的巨型圣诞树下，几排桌子铺上了白色桌布，旁边是一架三脚钢琴。我这才想起我今天来庄园的主题：参加朋友阿森、梁宝鸿夫妇的儿子张一伦夫妇婚礼。 阿森和太太梁宝鸿已经到了，正在帮忙分发折叠椅子，吩咐我坐在他们旁边。这种椅子四个脚插入草地，刚坐上时很不稳定。阿森告诉我，今天聚集了墨尔本三分之一的牙医。新郎正好致欢迎词。只见他祝贺大家圣诞快乐之后，随即高高举起舞台上的一个电视机大的纸箱，纸箱上写着英文：捐款。新郎告诉来宾们，请大家把礼金和零用钱款捐入箱中，婚礼后工作人员会负责把它送去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说完，他还不忘幽默了一句：如果哪一位到年底报税时想扣回一部分个人所得税，请别忘记申领回执。台下响起一片掌声和笑声。我在澳洲多次遇见婚礼和生日派对上，来宾被要求接受礼金捐献，主人负责转交，许多场合儿童医院或癌症医院人员也会在现场接收。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捐献发生在两种场合，一是澳洲商界、科技、文艺精英人家，或者是基督教家庭。我知道张一伦三岁到澳洲，十个月后受洗，二十多年来，已经随父母张罗过多项慈善事情了。 接下来，新郎向来宾们解释为什么选择在瑞本·利庄园举行婚礼，他说，除了花园建筑美伦美奂，这块宽敞、自由的土地代表着上帝的慷慨，庄园的慈善历史深入人心，他和新娘喜欢已久，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片荣耀。 就在新郎坐在钢琴边弹奏时，台下的我突然想起来一件往事，这孩子曾由他父亲阿森带来过我家。那次。世界著名芭蕾舞明星，畅销书《毛时代最后的舞者》作者李存信来我家做客，墨尔本一批文化人聚集，办了一个欢迎晚会。阿森是带儿子一起来的。那天的活动高潮叠起，有萨克斯名家演奏，有歌唱家表演，还有吉它表演，一位墨尔本芭蕾舞团的青年男演员在地毯上跳起芭蕾来，现场有一架钢琴，但没有钢琴家赴会伴奏，阿森朝儿子示意了一下，张一伦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现场他是唯一的未成年者，短裤T恤，英姿勃发，帅得超过那几位舞者。他弹奏娴熟，表演起来一点也不怯场，一曲弹完，男演员换成女演员，一伦又继续弹了一曲，其表现当场受到李存信的好评。 阿森告诉我 ，张一伦五岁开始学钢琴，初中一年级已经考过八级。墨尔本的俄裔钢琴大师斯坦芬先生十级课程的两位中国背景学生，一位是钢琴协奏曲《黄河》的作曲、旅澳华裔作曲家储望华的儿子，另一位学生即张一伦。如果家里有点积蓄，张一伦本来会选择音乐之路，他已经在墨尔本多场学生音乐会上表演，还得过几个钢琴奖。在读中学的同时读大学，事实上，高中毕业时，张一伦已经拿到墨尔本大学音乐系一年级证书。 墨尔本的中学教育质量闻名遐迩，好学校如林，阿森还是坚持给独生子选了1872年建立的Xavier中学，其教堂是本市所有学校中最大的，学校大门口一段马路边的标志上写着KISS AND GO，仅允许每天早上送孩子的汽车停靠一分钟，毫无疑问，阿森父子的座驾是最廉价的一款；但在天幕降临时分，教堂晚祈的钟声响起，围墙外等待着的家长中，阿森却是内心最舒坦的一个，如果有钢琴声，他能依据音符、旋律、节奏分辨出儿子的弹奏。 张一伦天资聪明，学习刻苦，毕业统考得到99.55的高分，得到了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New South Wales 大学等多家大学的录取，2000多公里外的昆士兰大学除了有缩短一年学期的吸引，还每年提供了5000元奖学金。 读大学给这个新移民家庭带来巨大的变化，作为父母，受到最大的一次震荡是母亲梁宝鸿60岁生日晚宴，那是在儿子从昆大毕业回墨尔本当牙医六年后的一个晚上。离开饭店前，儿子向父母要走了车钥匙，说亲自去帮母亲把那辆15岁的Volkswagen开上来，等了好一会儿，一辆价值十五万澳元的银灰色的双门奔驰敞篷跑车来到眼前，驾驶室跳下的是张一伦，他把新车钥匙交到母亲手中说，妈妈，感谢你的养育之恩，从今天起，这辆车是你的。 一辈子省吃俭用的老两口没见过这样的奢华阵仗，当场就嚷起来：我们家还是穷人啊，你把钱不当钱来用，折福啊？张一伦读大学远离父母六年，毕业回墨尔本后，他看见父母这么大年纪仍然在家具厂和服装厂劳作，就自愿去了远郊的牙医诊所，因为远郊地区牙医收入高。张一伦技术高超，又是个有信仰的人，爱人如同爱己，眼前的每颗牙都看成是自己的。短短几年，他就常出现在当地报纸上。第二年房东老牙医就把诊所转卖给了他。张一伦不负所托，经营得更加出色。阿森夫妇俩更没想到的是，儿子目前已经拥有三家诊所。事实证明，金钱上，两代人差距很大，相同的是深深地爱。当然，最后谁都没有说服对方。紧接着一年，父亲阿森60岁生日，儿子依样画瓢，晚宴后，又给父亲开上了一辆绛红色双门跑车。 阿森和梁宝鸿在草坪上给我讲故事时，我听得入神。台上不时响起琴声，宾客或者牙医同事们轮翻着上台，在圣诞树下弹奏，表现出既有音乐梦想也有音乐才能。阳光飞舞，空气是甜的，每个人的脸庞安详平和，他们大都是张一伦的同学、同事和教友，现场的我被深深感动，低头一看，不知不觉中，折叠椅子的四个脚深深地扎进土壤草根里。 规模隆重的婚礼晚宴在室内举行，宴会厅门口也有一棵美丽的圣诞树，彩灯缤纷。男人正装，女士礼服，气氛隆重热烈。我们发现上一代的华裔老人只有两张桌子，旁边坐着的一位女士李媛媛是李鸿章的堂孙侄女。婚礼晚宴的重头戏是新郎父亲上台致词。阿森用的是中文，他平日有点口吃，但今晚每个停顿都恰到好处，抑扬顿挫，没有一句套话，最重要的内容我听得清清楚楚，一是他要儿子继续学习，永不停止地学习；二是坚持信仰，坚持去爱，爱上帝，爱家，爱人，爱这个国家。三百多人的大厅里很安静，阿森一辈子节俭，反对奢华，也许两辆跑车给他的刺激太深，也许是上午儿子高举捐款箱的影响，最后，他激动起来，大声对儿子说：你要给培养你的小学捐款，给培养你的中学、大学捐款，多捐一些，尽你的可能，没有它们，就没有你……。 我参加过无数次婚礼，华人的，洋人的，张家的婚礼最令人感动的。事后，我向阿森提出要采访张一伦，为中文读者，确切地说为中国留学生和华裔移民家长写一篇报告文学。阿森摇了摇头说，张一伦的人生才刚刚开头哪。想了一想，他又说，这样吧，我把张家的家谱和我父亲的书信记录一并交给你去写。他看着我，又特别补充一句：我们张家出了四代大学生。 不久，我就拿到了题为《张氏家族西铭堂分支简况》的家谱（含石刻印本（张氏家谱）和一份按年月讲述的家族历史整理，洋洋洒洒近十万字。大部分用的是民国时期的文言文，日期、事件，条分缕析，远比一些普通大户人家的家谱详细具体。阿森还给我看了父亲张世惠去世前与他的十多年的往来信件。我看完之后不胜唏嘘，张家四代大学生故事堪称为中国近、当代史的缩影，我反复翻阅，击节感叹和热泪盈眶交替发生。 于是，我在电脑前用数个夜晚，写了下面各章，并多次询问和采访阿森。（注·阿森2023年患胃癌，开始化疗，我7月完成初稿，让他过目。） 二，遗老遗少绝处逢生：张家第一代大学生张锦章 1088年就有西方意义上的大学了，博洛尼亚大学是公认最古老的大学，今天，它学生人数超过10万，仍是意大利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之一。19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乔苏埃·卡尔杜奇（Giosuè Carducci)曾任教此校。1888年，即该校创立800周年庆典之际，世界主要大学的代表们云集博洛尼亚，向世界大学之母致敬，成为一次盛大的国际学术盛会。 庆贺博洛尼亚大学成立800年时，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南太平洋上的澳洲，殖民地历史才刚刚开始，已经在1850年有了悉尼大学，1877年，亚洲有了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 全世界举办隆重庆典那年，中国忙于光绪皇帝大婚，清廷重修了颐和园。举人康有为率众上书皇帝，请求变法。 按照25年一代人算，西方可能有36代的大学生。英国剑桥大学1209年建立，牛津是 1167年，算下来，也有三十代大学生。 中国的大学生最多仅四代。李鸿章后代多在海外，也仅四代。如果从庚子赔款专用的留洋学童，如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一代算起，中国才可能有五代大学生的家庭存世。自从中国有了大学，张家就有了大学生，我明白阿森特别关照说的“四代大学生”之历史，但真正意义上明白阿森对我的嘱托，还是在我写完全文之后。 一门四代大学生的中国家庭稀世罕见，除了中国的大学历史实在太短，主要原因是社会动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期间，第一、二代大学生正值壮年，国民政府宣布了著名抗日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许多在读的青年学子都放下书本，踊跃报名参军，林徽音异母弟弟就是驾机与日军空战中阵亡的。黄埔军校按时间仅仅是短训班，不能算是大学，但其二十万名学生都上了抗日战场，九成半人员壮烈牺牲。国共两家抗日军队中的文官和连营级以上军官大多数是由已经毕业的或者中断学业的大学生组成。接下来的国共两党内战中，难以计数的大学生夭折。一九四九年后，国家进入和平年代，但韩战爆发，中国参战，近百万男丁阵亡，接着，镇压反革命、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等事件接踵而至，又失去不少大学生。文革中，全国的大学招生考试竟然在一声令下后停了十年！中国大学生数量剧减。我们举例。官至副部级的周海婴1960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文革中儿子周令飞在北京景山中学毕业后没能继续深造，即使把鲁迅在日本的学校按大学计算，周家也只有两代大学生。再以梁思成为例，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國宾夕法尼亚大學，兒子梁從誡195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文革中梁從誡受难，妻子离婚改嫁，带走儿子梁鉴并改了姓。所以虽然先父梁启超进士才高八斗，但大学对于梁家而言，不过二代而已。顺便再以林徽因先生为例，其父亲林长民是早稻田大学毕业，他和两儿子均丧命于战乱，算上她孙子梁從誡，林家也只有三代大学生，下一代的林樱（美国越战纪念碑设计者）出类拔萃，但她称呼林徽因姑妈，虽然姓林，却并非同门。 延续十一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大学教育冲击更大，还有“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执行了十一年，张家庆幸，代代有男丁，张一伦仿佛一条漏网之鱼，使我的文章可以最后成立。 张锦章是张家的第一代大学生。于家于国都是划时代的，所以笔者必须上溯一代，交代背景。这样就连带写出近代史里笼统地蔑称之的“遗老遗少”。 张开泰（号雨泉）1841年生于江西南昌县筷子巷。当时赣江洪水泛滥，饿殍遍地，张开泰襁褓期间全家移居湖北武昌八铺街前沿，那一片地方聚居者皆底层贫民。因为家贫，张开泰十岁才由近邻教授私塾。此时《天津条约》签定，清廷濒危，割地赔款，民生凋零，但是汉口开始通商，沙市也增为开放口岸，荆州恰为水路中转必经要道，青年张开泰靠诚恳勤奋做本钱，转卖老家景德镇瓷器，凭借水路之利开办往云贵川藏的瓷器之代购、代销、代办运转业务，生意迅速兴隆起来。三年后张开泰已成荆州沙市瓷器同业商会会长。 不料1874年夏天，江畔半边街商业区不慎失火，当时火头离张家店铺尚有十余家之遥，但当地商家地头蛇神通广大，他们唆使消防以阻断火头为名，强拆夷平了张家店铺库房。瓷器瓢盆碗盏本来不惧火烧，只需轻取轻放即可，但捣毁成平地仅仅需要数十分钟，张家近十年财富瞬间化为一堆瓦砾。 三十三岁的张开泰就此一厥不振，收债扛租打扫残局，于心灰意冷之际误入歧途，吸上鸦片（阿芙蓉），先是偶尔几口，后来购置烟枪烟具，一榻横陈，冀望在吞云吐雾间忘却眼前烦恼。在武昌的父母见此状急令张开泰回家。回到武昌后，张开泰进入白沙洲王洪顺木行，因为经验而当上管事，亲自督办木料的采购、监伐、扎筏、放排、押运等，终年奔波在湘江和汉江水道上。后又与两个朋友合伙经营木材加工，由于熟谙水道，省下大笔运费，每年盈利可观。此时张开泰即时收手，开始移情乡邻福祉，参与地方慈善，他先后业余出任保安门衡善堂，望山门福善堂，平湖门如善堂的理事、监事等，义务为乡邻服务，在带头散财的同时，发动商界平民捐助孤独老者，弱男病女，其社会地位日隆，人称八爹，并被尊为西铭堂张氏宗族族长。 1884年岁末，张开泰在43岁时，方得长子锦章（号楚珩）。因为溺爱，每当吞云吐雾之际，也让儿子坐于榻前或抱在膝上，给以糖点鲜果，后来发展到让小孩代暖烟榻，烧制烟泡。 张家人的故事至此，本来应该声名狼藉，如近代史书之描绘：遗老遗少，或如鲁迅借九斤老太之口：一代不如一代…… 但是，接下去，张家故事却有了转机…… 两次鸦片战争既带来了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和改变。战争不仅动摇了皇家根基，替辛亥年胜利铺平道路，也为平民百姓带来福音。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皇帝带来了屈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医院和大学。当代中国顶尖的医院、医学院及十四所大学都是在战争后由西方传教士建立的。美国美北长老会创设之江大学，东吴大学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首届董事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更进一步，教会联合办学成为主流，燕京大学由四所美国及英国的基督教教会联合创办。齐鲁大学竟然由十四个教会联合筹办。西方传教士（主要是美英意法等国）开办的学校又以中、小学居多，五口通商后沿江而上，大量进入内地，1875年中国各地已经有350所小学。官家史书称之为“文化侵略”，但实际上许多学校免收学费，包吃包住，甚至给路费，贫家孩子甚至乞丐也不拒绝入学。传教士还发动教会会众，谏言英国政府停止鸦片贸易，推动社会文明。张锦章读了三年的私塾后，14岁时被送入美国圣公会The Episcopal Church在武昌市创办的文华中学，这是中国内陆第一所新式学校，在里面，他学到了近代的西方科学知识。 在张锦章18岁时，鸦片烟鬼张开泰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让儿子进入1903年刚成立大学部的文华学院Boone Memorial School。（这是武汉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大学，1909年清宣統元年改名文華大學Boone University，1924年北洋政府改名为华中大学），老爷子并亲自选定格致专业（相当于今日的应用物理）。 中国商人多子接父业，张开泰经商几十年，儿子又系独子，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决定呢？除了当时的新学风气之盛，另一原因是教会的影响。叔伯兄弟族人中有许多信徒，华人慈善堂的工作也需要频繁地与基督教会合作，张开泰自幼受儒家的影响，未必能看明白其仁爱的居高临下，但基督教徒博爱中的平等进取则深深感动了他。不论风霜雨雪，张开泰坚持每周去教堂听课，几年后即皈依了基督教，并且笃信虔诚，晚年七十岁时还成为武昌圣米伽勒教堂的董事。 老人在为儿子张锦章选定学校专业时告诫：“我曾发迹于青壮，也曾败落于不惑，深以为人生在世，非图锦衣缣食，酒囊饭袋，应望子成人成材，不奸不狡。立世当身直，处事要心平。即使布衣一生，也不求拜爵封侯。但愿平安康泰，不辱家门。尔等宜以我方范，勿贪身外之财，为传此一辎铢，我之欲我儿学格致者，夫格物致知，面对者是物。而物听人使唤，真实也;若面对是人，而人心难测，真假存焉:我已年届花甲，但愿我儿学得真知，日后以己之真知为家、为族、为乡、为民多办实事好事，于愿足矣！” 近代中国社会冲破封建桎梏和科学进步，从来就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分。在弥漫的鸦片烟雾缭绕中，浑身烙满了旧时代印记的张开泰，洞见了这个家族的一轮曙光，开启了四代大学生的家族史。 八十岁高龄的一天，正是次孙张世惠的生日，老人郑重其事，召集族人宾客聚集大厅，将其四十余年的鸦片器具，如玉嘴烟枪，银质烟杆，楠木大烟盘，琉璃烟灯罩，景德镇描金烟壶，沉香木果盘，福建漆具小盅等一一堆起来。老人说:“……趁今日为孙子周年喜日，我就此向尔等宣佈另一桩大喜事……” 初始，众人以为老人烟瘾急发，来不及退入内室享用，不料，转眼又见其命人拿来劈柴用的板斧，顿时一片寂静。 老人手扶及胸长髯，说：“我嗜大烟，已非一日。初以为吞云吐雾之余，可麻痹一时，庶可缓解乃至忘却一生之艰幸苦楚，置烦恼于脑后而逞一时之快。孰知吸毒日深，不可自拔，内心以为此等糜费为苦，且也烟民污声在外，辱及子孙。今天当众老少见证，发誓戒绝、戒绝、戒绝。” 老人言毕，双手颤抖，老泪滂沱，屈身举斧将烟具一一劈裂。亲友中有借纪念为名欲占烟具者，老人怒斥，粉碎后当众命与孙子断脐时的胎盘胞衣一起埋于大门外水塘，取意为与孙辈互为鉴查，决不反悔。 老人戒烟后哈欠不绝，瘾发时涕泪满襟，但其牙关紧咬，仍坚持做慈善，每周去教堂，最后终于起居如常，健步逾恒，饭量有增，语音宏亮，两年后还长出一颗臼齿。 张开泰晚年戒烟之故事被写进家族历史。当时族人和宾客们无不动容，现场最受震动的是独生儿子张锦章，这个张家第一代大学生怀里抱着的，正是后来张家第二代大学生张世惠。 因为两岁就上了烟榻，张锦章六岁已经能独自点火预烧烟泡，被动吸食二手鸦片烟在所难免，当他开始读私塾时，已伴有脑疼，哈欠和自流鼻涕，其实就是烟瘾发作，所幸父亲此时将其转入圣公会所办的新制圣约瑟中学，圣米伽勒教堂的美藉神父见张锦章病情，给与多方关心，委托美国家属邮寄新药治疗，同时辅助以强迫性体能锻练。张锦章心怀感激，言听计从，坚持多月后，身心变样，生长力与抗病力剧增。凭借年少和韧劲，一年后他身体日益强壮，三年后已经超过同级学生。爱屋及乌，在毕业前张锦章皈依了基督教。 读格致专业期间的1904年，张锦章结婚，妻子宗秀英也是基督徒。她婚前就读于武昌希理达女子教会中学。当时 武昌最著名的男校是文华，女校即希理达，该校按照美国教友富孀波伦女士遗嘱，用她留下的专款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4年在武昌创建。 1906年，张锦章因病辍学，离开了文华书院，病愈后进入英美合办的南洋烟草公司工作。读过大学的人受外商格外看待。张锦章入职后即经常单人出差，全国各地督办销售和收款。这段日子里，夫妇俩有了长子世恭。 读大学的好处是终生受益，1909年，文华书院的学监介绍张锦章进了粤汉铁路长沙工程段工务处，在铺设新轨工程中负责工程技术。第二年，广州火车可直达武昌。期间，锦章当过货运调度，客运稽核等多职，屡获局、段、站层峰奖励，湖北督军萧耀南还颁发奖章配绶锦带。1926年，北洋政府垮台，锦章和一批成绩优良的同仁遭民国新贵排挤出铁路局。好在他略通英文，在武昌同仁医院教外国人汉语和中国古典文学，在基督教教会任英文翻译，同时义务在圣米伽勒教堂兼职董事。 1931年，全国大水暴发罕见水灾，泽国千里，武汉三镇尤为严重，武昌旧城区需舟楫通行，此时锦章已经受聘圣米伽勒教堂执行董事，他责无旁贷。积极参与救灾义赈。常常在大雨滂沱中奔走于防洪坝区和受灾棚户间。美国教会每月捐助面粉、大米、衣服等运来武汉，每当船只靠岸或车皮抵达，锦章总是率少壮青年通宵达旦地搬运分发。当时妻子宗秀英和十岁的次儿世惠及幼儿世和暂住教堂后面陋室，却三餐难饱，常以萝卜干充饥。据世惠回忆，有二、三个月竟然无床可躺。洪水退后，世惠身受重寒，高烧不退，恳请母亲备一小方木壳以充棺材葬自己。万幸的是圣米伽勒教堂有一名洋修女在美国时曾经是护士，她每天来家施诊，服用多种药丸，世惠终得痊愈。 1933年起，张锦章在汉口协和医院教书。两个儿子先后进自己母校圣约瑟中学读书后亦入读文华学院。1938年7月，日寇飞机天天对武汉狂轰滥炸，8月武汉保卫战开始，锦章送家人和怀孕的长媳逃难离鄂，自己回武昌守屋子。武汉沦陷后，汪伪政权地方维持会发现张锦章在四邻中德高望重，游说他出任伪警察局长，张锦章鄙视其投靠日寇，为虎作伥，坚定拒绝。仅在同仁医院和武昌修道院两地给来华人员教授汉语聊以糊口。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在华美籍传教士、修女、医生、护士四类人一概成为“敌侨”被日军押送回美，张锦章失去教堂薪俸和教职，就在家开设私塾，生活非常艰辛，小儿子张世和也出门打杂养家，直到日寇投降。 “遗老遗少”的称谓远非准确，张锦章和其父张开泰有许多相似，如他也担任圣米伽勒教堂董事，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其虔诚、慈善、宽容、博爱对晚辈影响巨大；他相信西洋科学技术，也送孩子们去新制基督教中学，用自己读大学受益的故事鼓励他们，在四代大学生的接力赛道上，他作为第一棒成绩亮丽：三个儿子世恭、世惠、世和都是大学毕业生和教友。 1948年5月，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次子世惠借道回武昌省亲，张锦章已经65岁，但仍然坚持在汉口协和医院和 武昌同仁医院任教，那时国共两派已开打，东北被围，时局动荡，外国人大批撤离，锦章辞去了教堂董事一职。儿世惠返南京前，父亲不胜唏嘘：“……犹忆你在四川攻读时，我曾长甬叮咛你勿学政治法律。孰知你终于专攻政法！！事在当时，或经济所迫无奈而为之;但衡诸今日之党争，你迟早必为此而付出代价。为父对仕途，非但看得极淡，甚且认为世间最为龌龊不堪者，非官场莫属，你先兄先墜此深渊，你又步其后尘还游宦首都，我心久久不能释者，在你俩耳！” 张锦章对第二代的警世良言不幸兑现。他自己的结局和父亲相差很大。1925年春，张开泰的葬礼格外隆重。前五日行中式礼规，第六日始行西式宗教仪式，主祭由美籍神父韦德生执掌，华籍神父张海松协祭，到达教友数百人，为圣米伽勒教堂规模最大一次葬礼。 1951年春，韩战开始，政府加大对前政府人员惩罚，次子世惠前途渺茫，判无期徒刑的长子张世恭突然被枪毙，长媳宗秀英当即疯癫……噩耗频传，67岁的张锦章哮喘和肛瘘痼疾复发，拉不出大便而撒手人寰。他身体强壮，却比吸食鸦片的父亲短命十八年。 三，读书救国与前扑后继：张家第二代大学生张世惠 张家第二代三个大学生。张一伦的祖父张世惠（号醒魂）排行老二，是1921年出生的，比大哥世恭（号魂俠）小15岁。长兄如父，张世惠青少年期所获教益，多来自1908年出生的哥哥。当时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国虽属战胜国，却将战败之德国交还的青岛城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全国各地学生愤怒抗议，反对签订“二十一条”协议，张锦章怒而让长子张世恭辍学而住读新制洋学堂圣约瑟中学，让金发碧眼的老师教授西洋知识，以便少受东洋日本人之欺凌。后又让大儿子读母校的教育系，认为教育救国为重。张世惠初读明德小学，后也入读文华中学。他还记得圣米伽勒堂的美藉教父韋德生和蔼可亲，形象神圣，他受到教会教育基金支助，学、宿、膳、杂诸费有了着落。哥哥世恭在20岁那年，虽然已经在武昌铁路局当电报员，但仍应圣米伽勒教堂之聘，改任教堂附属主日学课辅导教席，报酬是可以让他带着弟弟世惠入住教堂一小屋。第二年世恭转去上海读大学，先是劳动大学，后入教育家竺可桢为校长之上海法政大学。父亲命世惠负责与哥哥写信联络，就此奠定他与哥哥的一生情谊，他始终牢记哥哥的住址：霞飞路霞飞坊三号二楼亭子间。哥哥在沪期间，与世惠书信频繁，细细讲述为何泱泱大国却丧权辱国屡遭列强欺凌之原委，年幼的世惠之心中逐渐萌发报国之理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经济凋敝，世恭无奈回到武昌进入中华大学政治经济系。因为其见多识广，以救天下为抱负，平日学生交流中发言最多，有人密报当局，世恭被疑为共党叛乱分子遭逮捕，羁押于望山门斗府堤监狱。当时11岁的次儿世惠，眼见父亲张锦章处乱不惊，逐一拜访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和教务长严仕佳，要求校方向当局发声，施加压力，结果不到一周，世恭无罪获释，囹圄得解。第二年经教育部考核，世恭毕业获法学士学位。毕业后凭陈校长、严教务长联名亲笔介绍，去湖北黄岗县倉子埠中学教师兼校董秘书。后一年为照顾父母，张世恭回武汉任汉口市五福路道生小学训育主任兼任国文教席。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最大的一个团体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央团部就设置在武昌，21岁的热血青年张世恭爱国心切，毫不犹豫弃教从政，报名参加，得到了珞珈山青干班第一期受训三个月的机会。世惠记得哥哥回家带着他唱《三民主义青年团团歌》，其最后两句是：看準敵人，握緊鐵拳，踏著先烈的血跡，完成抗戰大業，光明就在前面，勝利就是——明天。 世恭受训后派往湖南永顺县任三青团书记长，在那里他积极组织民众抗日支援前线，由于工作认真，深受赞誉。1938年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起家于湘西的共军将领（1951年封为元帅）贺龙先生返回故里，从乡民口中得知张世恭成绩，于公务接触时赠送一方鸡心图章作勉励，显示出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崇高目标和同志情谊。 在张世惠圣约瑟中学高中毕业，意欲报考大学，请示父亲如何选择科系，也曾是大学生的父亲一封长函明示：“…除政治法律专业外，报考如何科系，为父绝无意见。如果自我衡量成绩平平，不足与人竞争，即使报考打球专业，为自强强身，亦似强人之身，也无不可。盖政治太可怕，其是非因时而异，我深知之。吾儿宜记取吾之辞退铁路工作，即属此等祸端使然，能不引以为鉴？吾儿宜牢记之。” 仅仅在哥哥母校读了一年的教育系，张世惠就瞒着父亲作出了令自己晚年痛不欲生的重大决定：考陪都重庆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搪塞父亲的理由是：该校食、宿、书籍、衣服全免之外还有奖学金；而其实世惠内心是仰慕兄长张世恭的广博知识和远大胸怀，要想实现自己爱国爱民之抱负。世惠自认不是“自我衡量成绩平平，不足与人竞争”者，他希望进更好的学校，更好的专业，做一名风风光光的外交官，就选了国际关系和外文系。地处小温泉的重庆的中央政治大学（现址重庆工程学院）是当年中国最高学府，非常难考，万里挑一，每两年才招一次直到抗战胜利后停止招生（后政府迁台北后恢复招生）。蒋介石和名教授顾毓琇相继担任校长，陈立夫任教导长，校訓为：親愛精誠。世惠如愿以尝地考取并最后在法政系毕业。他相信抗战必定胜利，自己将大有用武之地。事实证明，政大学生大部分成两岸三地栋梁之材，学生中有蒋经国，马英九父亲马鹤凌、母亲秦厚修和江泽民（后转迁改读交通大学），连战，大作家金庸等，后来当台湾副总统的李元簇当年与张世惠同班。因为信仰坚定和勤奋刻苦，张世惠表现优异，当选为学生会主席。 1945年5月日寇投降，刚毕业的张世惠随政府迁居南京，第一份任务就是在政府交际处工作，负责从日本占领者手中接管首都博物馆。其工作繁杂而辛苦，阿森的母亲告诉儿子，其父亲清廉高洁，没有在没收敌产中找机会敛财，接收结束后，家里空空荡荡，父亲遗留给孩子的物品就是抗战胜利后热销的两套书，一套是朱生豪翻释的《莎氏比亚全集》，另一套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接下来的下一年，张世惠转任夫子庙地区（后改名秦淮区）区长。当时国民党派系斗争激烈，世惠不满蒋介石的专权，与强人郭德洁一派交流频繁，后来蒋介石下野，其丈夫李宗仁宣誓就任总统时，世惠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大会秘书站上主席台。 世惠的偶像哥哥世恭在湘西之穷乡僻壤一干就是六年，然后升调至湖南省团部组训处长，抗战胜利后获调回武汉。1948年，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高层文件明确各级部门正职均由党部人员担任，世恭任湖北省党部常委兼组训处副处长。在接下来的接收日伪投降遗产的工作中，有的官员以接收为名，劫收为实，自捞油水，世恭则忙于组织农会抓夏收，联络几家银行向农户发放小型低息贷款，他又积极筹建抗战遗族子弟学校，在遭日寇蹂躏多年的困境下，搞募捐拉赞助，选场地找桌椅，短时间内开学招生，极大地安抚了军属烈属，受到各方奖励鼓舞，其善人之名亦始于此。 抗战后全国恢复议会民主选举，张世恭以为民请命为己任，报名竞选市参议员，竟然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高票当选，继而成为武昌市议会参议员兼副议长。当时抗战胜利，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都以为和平将成永远，谁知道接下来的三年内战，国民政府败逃台湾，前政府人员均获“特殊对待”。1949年，世恭放弃去台湾的机会，选择留在大陆当普通教师。1950年，旧议会解散后，他已经改行在武昌市商会职工学校教书。不料，开春后的一日，他在课堂上被捕。一条罪名是三青团背景，没有想到如黄埔军校类似、以抗日为主要政绩三青团成为世恭的一大罪状；第二条罪名是竞选和参议员当上副议长。议会制度本来是现代社会的文明设计，在当年的目的就是监督蒋介石政府，防止专权欺压百姓，但审判者不仅没有读过大学，许多人还是文盲，审讯者更认为副议长是个很大的官，必需严惩。他们为张世恭定的罪名“蒋帮余孽”一词，法律上找不到，词典上也没有。没有庭审，不需认罪签名，草草一张纸头，上写：无期徒刑。 1949年，南京危险，政府官员陆续迁往台湾。张世惠也拿到上级发的飞机票，而且是两张，但他最后放弃了，原因是初恋女友张兆芳不愿意走。飞台北只要几小时，但姑娘嫌台湾太乡下，她是南京新街口小商人家的千金，高中毕业后进美商电话局当总机报务员。姑娘美丽聪慧，她安慰张世惠：“你没有参加内战，不用怕，大学生哪个朝代都有用。”因为这份爱，张世惠留下来了。4月24日那晚，炮声响了一夜。早晨，每天拉他上班的车夫说， “长官，共产党打过来了，办公室人都走了，你应该不要去上班了。” 世惠把赴台机票和来不及上交的佩枪、证件等埋进土里，立刻离开南京去苏州的行知中学做校务管理。听说上海相对稳定，世惠结婚后就转上海。 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展开直接军事对抗，到了1951年，中国损失了百万军人，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有人宣扬“反攻大陆时机已经到了。”毛泽东主席此时开始担心会发生内乱，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1951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指示：“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4年1月，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总结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枪毙71万2千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三。中共中央宣布的“从严从快处理反革命分子”只是一句话，各省各地执行却是五花八门，粗暴简单，武汉的做法是加重一档，升级处理，即原判刑10年者改判20年，原判刑20年者改无期徒刑，原判无期徒刑的张世恭无可再判，于是，从监狱直接送刑场枪毙。 武昌起义门就是当年孙中山推翻清朝皇帝，缔建共和政体，宣告“民命为本”的革命圣地，而张世恭一生追随真理，书几读得多，又读得好，无论抗日建设还是服务民生，他一直在实现自己信奉的博爱，为民众和国家效力。可惜，新一届政权并不认同，风华正茂的43岁壮年，在同一块革命圣地上，当胸给了他一枪。 得知哥哥之噩耗时，张世惠正在提心吊胆之中，每天以泪洗面，神不守舍。他后来展示给儿子阿森看自己和三弟张世和一起写的祭典胞兄张世恭挽联： 滿腔爱国情弃教从政抗倭图存血荐轩辕一心维护中华魂诚伟男子也 毕生正义胆抚孤济贫议壇进诤孝敬高堂众口讚誉游行俠真大丈夫耳 横联： 胡天不佑 张世惠得知噩耗五雷轰顶，记得最后一次探亲时，老父谈及时局动荡，不胜唏嘘：“犹忆你在四川攻读时，我曾长甬叮咛你勿学政治法律。孰知你终于专攻政法！……衡诸今日之党争，你迟早必为此而付出代价。”幼年时曾见世恭被疑为共产党叛乱分子遭国民党羁押，父亲为其争辩脱囹圄，如今父亲无处申辩，在担忧和恐惧中去世。读教育的哥哥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读法律的弟弟如丧家之犬，连奔丧的机会都没有。计算下来，父子两人死亡的时间相同。家人认为父子俩都是虔诚基督徒，子弹打来时，心灵相通。世惠心里明白，读过大学的父亲，应该是闻到了子弹。 世惠猜度自己凶多吉少，惶惶不可终日。记得父亲临别告诫：“以我噉饭一生的体会，教书绝对不是苦差事，能得维生足矣。我之无悔无怨于教席者，盖为人师表，人皆敬之。为师则必以身作则，日日时时以此自勉，分分秒秒以此自警，势必心身两正。既可垂范于诸生，亦必为人称道。此去南京，若能辞官不仕，谋一适当教职，务必飞甬来报，宜慰老念，谨记勿忘。”张世惠迁到上海后，在旧友的介绍下入虹口中学教书度日。如今在江苏农机研究院位置上退休的大表姐姜钟钰十分感谢姨夫张世惠，1955年下半年她考进北京大学前，姨夫每天从虹口中学下班后来帮她补习，那一天，她等到很晚，不见姨夫来，第二天才知道，姨夫昨天在课堂上，如其哥哥张世恭一样，被人戴上手铐拉走。 从长兄丧命到自己入狱这段时间很短，但这短短的五年时间，对今日张家四代大学生故事联贯至关重要，五年中夫妻相儒以沫，恩爱无比，他们分别在1951年、1953年和1955年有了三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张森成就此成为四代大学生链条的重要一环。 张世惠被捕后关在提篮桥监狱。怀着身孕的妻子张兆芳在24年后才再次见到他，几年后妻子就被命令离婚书上签字。张世惠也被判无期徒刑，给他的罪名有三条：第一条是1946年在重庆政大当学生会主席时组织过反苏集会，反对红军。对第一条，信奉耶稣教的张世惠不愿撒谎，直言不讳地说，共产党从不过问苏联任何决策，执政的国民党也不敢得罪斯大林，奴颜卑膝，息事宁人，张世惠就联合了九个顶尖大学的学生会来促成此事，抗议苏军占领东北，反对抢运在该地区的大型工业基地设备至苏联。他还主动承认自己顶住校务委员会教导长陈立夫的阻挡训示，坚持带头游行直到大会主席团向国府呈送《请愿书》。这件往事他记忆清晰并始终引以为傲，出狱后的张世惠写了题为《我组织反苏游行的经过》一文，于2019年6月20日在《炎黄春秋》上杂志发表，此时距游行事件已经逾七十三年。第二条罪名是“较场口事件”，即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区较场口在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时发生骚乱，郭沫若等左派人士被殴打事件，作为政大学生会主席张世惠是背后组织者。这第二条罪名张世惠坚决否认，表示此事纯属民众自发，与自己及政大学生会毫无关联，但审讯者并不理会，他们也不需要材料和证人。 第三条罪名“莫须有”，审判者当时没有对世惠直说。后来才知道，新政府重视自己的中共中央党校，也高看国立政大，害怕至极，内部下达的尺寸是：凡国立政治大学的学生，先一刀切，一律判7年，其它罪名另外再加刑，世惠获无期徒刑。知道真相后，世惠失声痛哭，后悔不堪，他本人是第11期学员，国立中央大学迁移到台湾前总共有12期学员，泱泱几千人，最后去台港澳者不到半数，掐指一算，惨不忍睹，仅一个大学，有多少学员如自己一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 1955年4月8日是押送他离开提篮桥监狱的最后一天，妻子张兆芳的大姐抱着小儿子张森成赶来，让他见一面。出生才三天的阿森眼睛闭着，不哭也不笑；看着襁褓中的儿子，世惠泪如雨下。而那个让他放弃赴台机票的至爱，就此生涯两断，天各一方。前二十年内，妻子都不知道丈夫关押在哪个地方。直到有个狱友释放，张世惠托他带口信，妻子才知道孩子爹活着，在抚顺战犯监狱，判了无期。 1975年，继“国民党战犯”特赦后，张世惠和所有的旧政府职员被特赦出狱。从青丝到白发，他被足足关押21年。出狱时依稀记得，同一批犯人都是大学生，有的人还是大学校长，与战犯无关。此时上海妻子已在十多年前携子嫁人，继夫吴先生是东吴大学毕业，电报局的总会计师，儿子们都改了他的姓。吴先生婚后不再生孩子，对三个儿子恩爱如己出，张世惠对收留母子四人感激不尽，选择远离上海，独自回到武汉老家。 25年后，才知道长兄张世恭的四个遗孤沿街讨饭为生，但苦难最终也没有压垮他们，张世惠1975年特赦出狱后，已经成为医生和教师的两个侄儿收留了他。52岁的世惠重上讲台，在武汉大学英语系当英文教师。三年后，兄嫂的一位妹妹丧偶，见世惠独身多年，人品可靠诚实，两人遂结连理，那妹夫去世后留有九个年幼子女，于是，世惠决定离开武汉，与妻子一起住在她东北老家本溪，陪伴、教育她的九个子女直到去世。2012年，九十一岁的张世惠因食道癌去世。 张家从一代一个大学生到二代三个大学生，数量上一代胜过一代，但天时不对，读书也能致命。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老大老二一死一囚。比世惠晚生八年的老三张世和，考进医科大学，成为一名西医，虽然其一生因为背上两兄长之黑锅而不能抬头，但他的三个孩子均成为医生。 四，求生之机遇和选择：张家第三代大学生阿森 即使阿森睁开眼睛看过父亲，岁数只有三天的婴儿也是没有记忆的，但阿森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幼儿园时名字还是张森成，怎么到了小学后突然改成吴森成了？整个青少年时期他最怕填各种表格，就象张家里最怕查户口。继父吴先生出生于江南大户，温文儒雅，毕业于东吴大学,兄妹九人均是大学生，当年是美商电报局的会计师，退休前任职电话局副局长。虽然母亲漂亮聪慧，但是娶一个前夫在监狱服刑的女人是要有勇气的，且她还带着三个幼儿。继父对张家的三个儿子非常恩爱如己出，因为收入不够，结婚后没有再添孩子。继父教孩子读书，母亲教孩子写字。阿森说母亲张兆芳临终前一天都在写毛笔字，民国时的高中生标配一手好字，无论男女，每一个都胜过今日大学生。阿森从母亲那里学来的一手好字使他包揽了单位的宣传黑板报。出狱后的生父张世惠见到儿子第一封问候信时，大赞超过自己，感激妻子。 阿森读小学时文革开始了，在虹口中学读书也是断断续续，学校经常停课。他至今能记得的读书内容很少，成长的养分主要来自课堂外的经历。楼上的邻居方方第一次带他和哥哥张渠成一起去昆山路的基督教景灵堂，方方退休前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八十年代曾任文学杂志主编，她发表过渠成的两部中篇小说，还把闺蜜介绍给渠成做女友。文革中不上课的时候，方方给他们看她家里的书，特别是许多文学书，带两兄弟一起去听牧师讲宗教故事，听唱诗班表演，去得多了，就知道方方一家也有基督教背景。在方方带领下又认识了她的闺蜜、同学唐琳和李小林，唐的父亲是前《大公报》记者，主编《上海史》的著名文化人唐振常，李小林的父亲是作家巴金。后来，阿森后来读巴金作品，知道他主张爱上帝同时也爱他人，其早期作品充满了超国界、超民族的救世博爱思想 。 阿森在学校时间少，但是爱好多，除了文学爱好，还酷爱音乐，拉一手好京胡，不看谱子能把全部样板戏背出来。书法、绘画也是无师自通，临摹的毕加索维妙维肖。他还有一个绝活，篆刻，且水平高超， 198 7年，他出国前的最后一枚图章是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去世的刘仁静先生刻制，刘的女儿慕名索印，去北京送给父亲，结果刘仁静对图章很满意，父女俩回赠阿森一小盒北京“伏苓饼”和一幅画。 1966年中，报纸上发表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讲话：“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 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 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于是，全中国大学停止招生。大哥吴渠成去了崇明岛农场，二哥吴岳成去了黑龙江插队落户。1972阿森毕业时，下乡问题已经从家庭问题变成社会问题，新政策公布：允许留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于是阿森有幸分配进了上海港务局，在散装拖轮上当水手。拖轮拉着或者推着散装船行走在黄浦江和苏州河的各个水道上，装的是大宗货物如水泥、煤炭、木材、化肥等，工作粗粝而空闲。此时中国恢复大学招生，但有十六字原则：“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只招工、农、兵学员，1973年，张铁生交白卷的事件发生后，对入学对象的控制更严，检查家庭成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等“黑九类”人本人当然不入大学，招生打击对象就是其家属，张家人个个都是 “黑老三”，大学之门已经关闭。 水手们空余时间多，打牌、下棋、闲聊，阿森不愿意，就学习理发，他学得又快又好，动作麻利能够五分钟一个头，一开剪总是排长队。他学拉京胡，几年下来，京剧样板戏中的所有曲目都有板有眼，还在《上海之春》的群众文化比赛中获奖。阿森更喜欢读书，船舷边上一坐就是几小时，水往后流，他往前走。两年后，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社会推崇“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禁锢的社会出现松动，不再审查家庭出身。港务局公开招驾驶员，阿森马上报名，考试通过后一拿驾照，立刻就上驾驶室，先是小船小航道，很快就开上几千顿的货轮，当上了船长。当时已经向罗马尼亚定购一艘万顿货轮，如果不是后来的出国，阿森将兼任船长亲自去远洋接船。 1975 年，共产党决定特赦所有的在押的“国民党战犯”，2月 27 日， 毛泽东突然高兴，写了几个字：“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所有前政府职员同时出狱。阿森父亲无家可归，只能回武汉。阿森开始和父亲通信，社会上传言最后一批释放的国民党前政府官员是最顽固的，但阿森在字里行间发现父亲平静温和，文字有理有据有逻辑，独独毫无攻击性。父亲的古汉语，古典文学基础非常扎实。儒家铅块沉重，个人遭遇灭顶，父亲却忍辱负重前行。他鼓励孩子们学习，批改老大老三的文章，关心他们能否进大学深造。阿森自我总结，正是父亲遗留的书卷和张家的精神信仰，滋养了自己寻找光明的眼睛。 “四人帮”粉碎后的改革和开放，阿森认为两者都不彻底，只有1977年中国恢复大学考试才是真实具体。“自愿报考，择优录取 ”消息传来时，起初，阿森根本不相信“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八个字会在中国消失，后来确证是真消息时，他又痛苦地发现仍与他无缘：小学四年级遭遇文化大革命，今天其实连初中水平都没有。虽然努力读书，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拉琴弹唱表演，还开始写相声，但面对数理化考卷距离很远。幸运就在此时发生，因为人材短缺，中国教育部1981年公布了自学考试方案，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经过严格的大学毕业考试，国家颁发毕业文凭。森成喜从天降，因为不用考试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就可以选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8小时上班之外，阿森每天至少8小时的学习，父亲和母亲和继父也不断地鼓励，14门课，一共用了3年，他在1983年通过了上海教育学院的考试，在港务局他是第一个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学中文专业的毕业文凭，为此，得到320元奖励。哥哥渠成也同时考出了电视大学文凭，从码头装卸工一跳进了局计划科办公室。 很长时间里，阿森认为他的这张文凭含金量最高，先是工会主席看中他，借他去写总结报告，结果因为总结报告写得出色，一跃而上，直接被港务局驳船公司经理室看中，就此转成为政府干部，进了办公室。 改革开放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其实就是两个字：放权。当时仍然是计划经济，阿森和分管计划的处长一起想办法搞钱。有一天，他看到交通部一个文件中说：有路大家走，有水大家行。阿森突发奇想，港务局属于长江航运，海水也是水，为什么不成立一个海运公司，走上海洋呢？他想出成立一个“海华轮船有限公司”的念头，局长认同这个大学生提议的名称，于是成立一个小组，阿森负责策划，报请交通部各个处审核批准，申请经费，联络世界银行贷款，最忙时候他一个月往返北京9次。港务局下面成立了“第三产业服务”公司，高峰时有三百家，因为事事都要计划处批准，阿森成了红人，挂名的兼职多得数不过来，请他吃饭喝酒要半月前预定，阿森在酒店时间比办公室多，整天被汽车接来接去，半醉不醒。这样的生活长达一年多，直到他顿悟：自己和张家正处的在一个十字路口。 改变他人生的一件大事是1983年夏天他和父亲在南京的见面，距离襁褓中的上一次见面已经过了28年。父亲长相端庄，个子高大，身板硬朗，两人相处了四天。父亲对自己狱中煎熬没有多讲，只是说1960年粮食短缺时，监狱里发枣子充饥，他藏在枕头下数着粒吃。但父亲却把他被捕后家中每一件小事都问到了，一边听一边用手巾抹泪，“都是我错，都是我错，大撤退时，我有飞机票……”。父亲带阿森去了夫子庙当年自己办公的地方，凭吊了辛亥前辈廖仲愷和邓演达的墓，特别去中山陵拜谒总理孙中山，父亲带他去新街口找一家当年他常去的饭店，那店的炒猪肝曾经汪精卫喜欢，日寇投降后，店名改成“炒汪肝”，生意暴好。可惜那家店已经不存，他和父亲在南京人大会议厅附近小店坐下，点几个菜，一壶浊酒。父亲轻声讲述，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在此地宣誓就职，父亲就职秘书处，上了主席台。那时，他天真地以为中国的专制时代就此结束。 南京一面，拉近了父子俩的距离，开始在通信中无话不谈。相互寄照片给对方以免挂念。阿森明显地感觉到尽管父母双方都各自有了新家，但互相思念，心底之爱绵绵无尽，他和哥哥们精心策划，成功地带母亲去江南旅游，从南京再让母亲一人上船直接去武汉，与原配丈夫相处了两天。生父生母曾经朝夕相伴五年，两天短暂的重逢，多少恩爱、讲了些什么，孩子们都不知道，只知道发生争吵，原因是牢里人不知外面的生态环境，耿耿于怀不该改变张家的姓，分手前张世惠提了一个请求：吴家三个儿子以后有了下一代，把张家姓改回来。这个最后的请求，三兄弟下一代，包括张一伦在内，都兑现了。渐渐地，阿森眼前遥远的父亲变得具体而生动，1949年的那两张机票同样也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大哥渠成当时从崇明岛农场回沪，在上海港区当码头装卸工，繁重体力消耗，但热衷文学创作，发表了两部小说。阿森也紧跟着爱好写作，每有新作都寄去让父亲批改，还要求父亲在自己的书出版前写个序，父亲答应了。但父亲忧心忡忡，世风日下的社会，急功近利就是中国的普世价值，儿子们性格刚毅，嫉恶如仇，几乎复制了上一代的兄弟，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拿笔写文章，惹火烧身是迟早的事。 父亲的担忧也暗合阿森的思考，他渐渐怀疑手中的大学文凭的含金量。毛泽东说“ 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一句话就传递出两个信息：知识本体原来竟然有对错之分，毛选以外的知识当然就是反知识。谁来定路线呢？很简单，权力。 正是在创办海华轮船公司的几年中，森成的人生观也受到巨烈冲击，回首总结，发觉自己有了文凭和权力后的每一天工作都是扯淡，说是去北京申请批准文件，其实跑交通部的每一次出差都是宴请和行贿，否则就办不成事儿。文凭、专业知识甚至良心在官僚体制面前啥都不是。五十年代初把枪口对准大伯和逮捕父亲的人，可能不是大学生，但指挥下命令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不仅读过书，还当过教授、大学校长，结果到了六十年代，公安部长自己竟然也自杀求解脱。 很多年之后，我问过阿森，你父亲和大伯之冤情明显，在今日政府“拨乱反正”和“有错必纠”的新政策下，有无平反之可能？阿森说，自己1989年出国之前至今没有消息也无迹象，对张家而言，迟到的正义无意义。 1988留学出国成风气，好朋友相继出国，大哥渠成早已放弃文学，在亲戚担保下赴美后转读大学。年底，一个朋友牵线赴澳留学，丈人此时正巧给了一些港币，仅仅一个晚上的思考，小夫妻第二天早就给学校汇去学费。一开始，小夫妻就预定了两张机票，不料澳洲大使馆怕留学生变成移民，学生签证只给了一个，无奈，阿森一人先登机出国。 同样是吻别襁褓中的儿子，父亲当年是走向监狱；阿森今天却是走向蓝天大海。阿森进墨尔本的课堂后，1989年5月26日，上海海华轮船公司，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开业典礼。发展到今天，阿森一手创立的公司这家公司自营船舶17艘，是中国集装箱船队规模排名第8位。他本该是这家公司的创业元老，却成为公司辞职报告文档编号00001的人物。阿森在电话里祝贺同事，心里倒海翻江。几天后，即5月35日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惨案，不幸印证了他对中国大学生的感叹。 2010年11月24日阿森收到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秘书长Dag Kühle-Gotovac教授的邀请函, 邀请出席当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 在现场他热泪盈眶，亲眼目睹那一张放着奖牌的座椅上空空如也，获奖人刘晓波因为在中国监狱服刑而不能到场领奖。想到刘晓波先生书读到博士，还是著名作家，获奖前已经世界著名，结局却将死在狱中。阿森回顾，中国社会一直在顽强地抵抗“读书无用论”，在毛泽东死后也曾经批评毛泽东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但65年过去后，别说读书无用，连诺贝尔奖也无用了。当挪威著名女演员LIV ULLMANN乌曼朗朗读刘晓波的文章：《I HAVE NO ENEMIES: MY FINAL STATEMENT. 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时，掌声雷动，阿森再次为刘先生的博爱胸怀流泪。座位旁，有一位欧洲裔青年人见状，握了一下阿森的手，递过来手巾纸和一张名片，阿森看见名片的抬头：大赦国际。他向对方点点头，表示谢意，心里又想起了无数和大伯、父亲一样的中华儿女，有几人能穿透中国的高墙？ 阿森到澳洲后努力打工，培养孩子，周末常去教会。他从头开始学英文，手里那张大学文凭成为废纸，但他的中文知识一点也没有浪费，他一边工厂打工，一边开始写作。1995年起，他坚持不断地用笔名阿森来给中文《大洋时报》投稿，文字精炼，思想敏锐，深受读者喜爱。报社给他开设专栏，无论工作多忙，他坚持每周一篇。二十多年过去，阿森出版了三本书。在小说选《点横竖撇捺》里，阿森显示出其惊人的记忆，不依赖虚构，用纪实手法把上海弄堂里底层人物的善良可爱表达得细腻可信，澳洲知名作家大陆先生其小人物的挣扎人生拍案叫绝，称赞阿森的幽默精彩：“笑完之后，感觉沉重。” 阿森的杂文选《红黄蓝白黑》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其特色就是嫉恶如仇的议论，对社会丑陋一针挤出后面之脓。著名网络作家杨恒均说：“阿森的文字乘风破浪，把准方向直指目地。豁达开朗，感情奔放，象他开船一样。我从他写过去经历的文字中不但看到了现在，更感觉到了未来”。 阿森的文字少有书卷气，没有教科书的教条，受文学史、社会思潮、或者某主流文学影响也少。他也没有在任何一家作家协会注册，他的文章不听命于任何组织、学派。他属于工薪阶层，积蓄全部用来旅游，边游边写，至今和妻子梁宝鸿已经走访了九十七个国家。他的写作不需要金钱回报，不仅不要稿费、版税，还自费贴钱采访，中国宪法中的“出版自由”，他自己一个人实现了，既拒绝审查和删改，也不追求宣传和畅销。仅这两项就让几万名等待作品审查通过的中国作家羡慕。阿森坚持的就是一条：“我手写我口”，象土著人一样，回归人的本源。当然，阿森的书大陆不能发行，印得很少，上一本小说选《点横竖撇捺》只有一千本，2023年刚出版的游记随笔《东西南北中》只印300本。简体字中文网有自动屏蔽功能。所以，网上也不一定能看到。此书的大量篇章，独此一家，如：中国大陆平均年薪10万元以上的作家2万多人，记者数十万名，但无一人参加作家刘晓波获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阿森的文字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意义。 阿森游记文章其目的不仅是实地考察和旅游点介绍，主要是打假教课书和揭穿伪历史。《阿芙乐尓巡洋舰》一文告诉中国人，十月革命中，那晚，阿芙乐尓沒开过什么炮，冬宫延涅瓦河边的门本来就是开着，总共死了3个人，比莫斯科街头每天暴醉、冻死的还少。因为临时政府和布尓什维克约定用选票决定未来，没有想到列宁怕输，不守诺言讲程序，偷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事实根据，十月革命开了坏头，给中国带来的是列宁主义，暴力和阶级斗争。 写作目的使阿森游记完全不同于其它作家。为写《静静的切尔诺贝利》，阿森签了生死簿，冒着辐射的风险进了死城，半途道上防辐射的外套安装警报器哔哔地叫，他根本不理会，继续前行。 张家的四代大学生的生存中，处处体现他们的博爱，阿森最多的体现是在他的文章中。其文章因为中外两种生活比较和思辨而深刻。肉体上消灭竞争者是人类社会最顽固的一种夺权方式，父辈遭遇使他更深刻地了解社会。写《死亡之地--奥斯维辛》时，他的议论很短：“站在毒气室门口，释然了。我填表格 ‘家庭出生’ 一栏，什么黑五类、红二代，法西斯讲种族，讲血脉的延伸。” 阿森鲜明独特的文字个性是夹叙夹议，《走一趟靖国神社》中，阿森说：对付日本靖国神社最好的方法，是尊重我们死去的老兵、善侍我们活着的老兵，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号称消灭了800万蒋匪帮，就是800万抗战英灵。800万个平民家庭，数量上完全可抵四个靖国神社。 《延柏林墙行走》一文告诉读者：28年中，东德人用生命和智慧发明了200多种逃亡方法，目标一个，单行道！向西！阿森继而总结：世界上没有一个有形的物理障碍，能挡住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只能进，不能出的墙，是监狱，即便这监狱地盘大如国家。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99天后，阿森踏上了北极圈只有两平方公里俄罗斯飞地 ，也是世界最北的城市，“每打开一个门，导游先持枪进入，检查是否有被极熊闯入，离开时，严格检查人数”，在斯瓦尔巴群岛，人口1500，北极熊5000。北极熊远离人类，从不与文明互动，沒有表情，更不会微笑，它硕壮、孤独、敏感、坚忍、贪婪、残暴，它只有一条原则，掠夺！阿森近距离地描述这个帝国的衰败轨迹，描述北极熊包围下的人们生活，笔触坚硬冷酷，阅读时能紧扣时代而深深地感到寒气。 五，尾声：穿越苍海红尘：四代大学生的武汉相聚 2012年春，阿森和儿子张一伦专程回到中国。一年前，张世惠患上食道癌，阿森原想带父亲去南方做手术，但病情突变，老人回归天国。两个月后，儿子和孙子专程飞到东北，按照死者的遗愿把骨灰安葬在老家武汉。 当地邮局投递员曾经对世惠说，几个大专院校才邮订英文版《China Daily》，沈阳老百姓里私人订此报纸的只有你一个人。家人说，张世惠能每天把这份全英文报纸一字不漏读一遍，直到临终前。离开本溪时，有一幕景象让阿森和张一伦两代人惊呆了：昔日学生闻讯赶来，有年纪大的，有年轻的，他们都是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全部是张世惠辅导过的学生，自从张世惠移居本溪后二十年中，只要向他求教，没有不答应的，中国文史和英语是他的强项，当地再也没有第二人如他一样的老师。他辅导的学生绝大多数考进了重点大学，即使许多学生没能赶回来告别，现场的人也已经从家门到公路，长长地排成一排，他们含泪向老师骨灰挥手告别。 飞机上，孙儿抱着爷爷的骨灰盒，张一伦与张世惠爷孙俩此生从未见面，现在，盒子内外，爷孙俩是最近的距离。孙子张一伦在懂事后，已经把姓从吴改回张。爷孙俩在电话里全部用英语，孙子说爷爷的口音就象五十年代好莱坞黑白片的对白。爷爷说孙子的澳洲英文有点土。阿森向儿子讲述家族故事，他此生与父亲相聚的时间总计104个小时。张家的故事如传奇，上下扑腾，紧张、悲戚又充满着爱。此刻，孙儿一边竖起耳朵听，一边大颗粒的泪水掉在骨灰盒子上。飞离东北时，阿森指着机窗下一条浑浊发亮的河流说，在中国，她叫黄河, 也叫母亲河Mother River。 晚清张之洞督鄂时代，推行了全方位的教育改革，其一内容便是大兴学堂。推动武汉教育近代化和高等教育最有力的还属外国教会，文华书院和美国基督教圣公会（The Episcopal Church）贡献最突出。阿森和儿子特地去了文华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1871年秋，该校取名“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 （文惠廉纪念学校）。父子俩在校门口拍了照，有了这学校，才有了张家祖上第一、第二代大学生。天蒙蒙亮，站在父亲读过书的地方，看着学生匆匆进校，想起当年父辈当年也曾经一样风华少年，也是满腔报国梦想。 在武汉，阿森带儿子去了武昌八铺街, 老街还在，老房子和人一样，没了。紫阳湖西边的复兴路26号，圣米迦勒联合教会（St Michael's Uniting Church），十字架下有“圣米迦勒堂”五个中文大字，这个教堂建筑被评为武汉优秀历史建筑，它和张一伦选为婚礼场地的墨尔本著名建筑瑞本·利的豪宅十分相似，它也是1868年始建，它也是细长的平面布局，也是两层砖木结构。它和RIPPON LEA庄园一样，每天接纳川流不息的人，传递着慈爱和信仰，虽然没有湖泊和大草坪，但有一棵百年老树，它枝繁叶茂。阿森抬头仰望，沧海桑田，只有它这棵大树一百年来穿越红尘滚滚，真正见到过张家五代人。教堂的每个窗台上都摆放着一盆花，一排排长椅上坐满前来做礼拜的信徒。牧师照着程序在唱讲课、祷告。唱诗班献唱的是阿森和儿子都熟悉的旋律，轻缓而柔和。 张氏祖茔各位先祖的墓地在城南外郊姚怀来龙，现在已经不能再安息在那里了，给张世惠选的公墓在远郊的一座山上，能望得很遥远，隐隐约约可以见到长江。墓碑是前妻张兆芳写的，当年的富家千金小姐姐，从小练习颜体书法，晚年两鬓斑白，仍然坚持挥毫，岁月研磨黑浓的墨汁，字体端庄厚重：“布衣一生，诲人不倦，清风两袖，桃李天下。”张世惠如果在地下看见，一定明白：那位和他一起放弃两张机票的南京姑娘，依然还深深爱着他。 墓碑上，送葬人名单中的阿森只有名字，没有姓。继父对保护张家后代费尽心机，阿森心存感激。 墓碑顶上刻有十字架，五代基督徒，张家四代大学生，终于在武汉聚集。 阿森和儿子站立默哀，胸前划十字，祈祷亲人在天之灵。透过满眶的泪水，阿森看见远方那一道隐隐约约的长江天际线，儿子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脱口问道：Mother River？ （写于2023年7月，8月18日经阿森更正，于9月24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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