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纵观美国历史，亚裔较高社会地位与受种族歧视并存时有发生，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疫情初期对亚裔的种族主义言论更让亚裔医疗从业者面临逐渐增多的骚扰和歧视。上月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医学与社会"栏目 ...
纵观美国历史，亚裔较高社会地位与受种族歧视并存时有发生，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疫情初期对亚裔的种族主义言论更让亚裔医疗从业者面临逐渐增多的骚扰和歧视。 过去三年间，美国重新掀起的种族正义运动促使医学界领导人迈出早该迈出的一步——承认我们的职业和机构存在种族主义。包括美国医学会（AMA）和美国医学院联合会（AAMC）在内的大型组织、医学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有关种族主义和健康公平的培训和课程资源，并提出了行动建议。这些资源提供了亟需的基础信息，介绍了医学界种族主义的历史根源、针对黑种人的种族主义以及白种人在医学界的主导和核心地位。 最近的事态发展，从反亚裔暴力（包括针对医疗专业人员的暴力）上升，到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在“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FFA）诉哈佛大学”和“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FFA）诉北卡罗来纳大学”案中做出的反对平权行动的裁决，都凸显出有必要专门讨论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在医学界的“定位”，以及他们在打破美国医学界种族化等级制度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我们使用“亚裔美国人”一词，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太平洋岛民和夏威夷原住民群体在美国，特别是在医学界，有着独特的殖民历史和受压迫经历）。 亚裔美国人约占美国医师、学术医学教师、学生和实习医师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在美国总人口中，亚裔美国人祖籍超过34个国家，其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比任何其他种族群体都要大。然而，与其他种族群体一样，医学界的亚裔美国人更多来自经济和移民特权较强的背景，主要来自东亚和南亚。因此，“亚裔美国人”医师只代表亚裔美国人的一部分。 此外，亚裔美国人在医师和实习医师中占比很高，也面临来自同行、上级、员工和患者的严重骚扰和歧视。专门针对医疗人员的反亚裔暴力事件增多，并且缺乏系统性应对措施，这意味着原有趋势在升级。有组织的医学界没有为亚裔美国人提供足够机会，让他们认识到人际种族创伤和结构性种族创伤，并治愈这些创伤。在医学界，亚裔美国人典型地具有多样性，但不具有包容性。 崇高社会地位与普遍反亚裔种族主义两者并存并不是医学界独有现象，这种现象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都很常见。批判性种族理论学者Mari Matsuda将亚裔美国人定位为种族上的“中间少数群体”，认为这种夹在中间的地位使他们能够瓦解或延续种族主义制度和做法。与此同时，平权行动案件吸引了保守亚裔美国人群体的支持，并促进了这些群体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将反亚裔仇恨视为谴责平权行动和其他种族正义政策的理由。这一说法根植于有害的“模范少数族裔”迷思，并且已被一些亚裔美国医师所接受，他们对医学界最近的多样化举措提出了挑战。如果不对亚裔美国人定位进行批判性探究，医学界将无法有效分析、挑战和瓦解我们自己机构内的种族主义。 我们认为，医学界的反种族主义行动必须认可医学界的亚裔美国人并让其参与到这一行动中，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解决反亚裔种族主义的破坏性影响，又要批判性地分析亚裔美国人自己是如何助长医学界的种族主义制度。我们在本文提出了根植于批判性种族和民族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以帮助阐明亚裔美国人在医学界的定位。 AMA和AAMC均认为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CRT）作为核心框架，“以经验知识为中心，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动员跨学科行动和研究......，以揭示与种族和种族主义以及其他交叉身份和/或经历相关的不平等现象”。我们借鉴CRT学术成果，梳理亚裔美国人在医学界的历史，并借鉴亚裔美国学者研究，更具体地阐述对亚裔美国人在多种族社会中的定位，并最终解释如何将亚裔美国人纳入医学界反种族主义和问责制的讨论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助长对亚裔美国人的抹除，削弱对反种族主义改革的支持，并通过破坏种族团结来延续当前的种族化等级制度。 美国的亚裔 20世纪60年代，亚裔民权活动家采用“亚裔美国人”一词作为政治组织策略，以取代诋毁性的“东方人”（Oriental）标签，并建立种族和民族间团结。亚裔美国人移民历史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下几方面影响：美国殖民主义（如菲律宾和太平洋岛屿）、美帝国主义和战争（如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冷战时期对“高技能”科技专业人才的需求（如印度、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亚裔美国人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其他种族群体；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从缅甸裔美国人的44,000美元到东印度裔美国人的119,000美元不等。只有21%的柬埔寨裔美国人拥有学士学位，而华裔美国人的这一比例为57%。半数以上亚裔美国医师认为自己是华裔、印度裔或巴基斯坦裔美国人；相反，菲律宾裔美国人是第二大亚裔美国人群体（19%），但只占亚裔美国医师的5%。 医学界的亚裔美国人 19世纪，美国西部的医师拒绝为华裔患者看病，认为他们应该接受中医师治疗。1910年发布《弗莱克斯纳报告》之前，AMA和AAMC就已将黑种人（以及其他种族群体）被排除在医学教育之外的做法编纂成法。面对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试图从事医学行业这一情况，加利福尼亚州医学考试委员会依据该报告的结论，有计划地迫害中医师，加利福尼亚州医学院也制定了限制亚裔美国人入学的政策。 亚裔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与黑种人领导的种族正义团体团结合作，并在民权运动中倡导高等教育平权行动。这场运动推动了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的出台，该法律为移民家属以及追求科学和医疗专业培训人员开辟了移民途径。立法者初衷是平息对美国限制性移民政策的批评，同时主要促进来自欧洲的（白种人）移民，但他们低估了在东亚和南亚教育体系得到加强的情况下，亚裔在一代人受到排斥之后，对于移民的巨大兴趣。 高度选择性移民程序允许教育程度最高的亚裔入境，这与白种人保守派兜售亚洲文化优越性的“模范少数族裔”迷思不谋而合。这些保守派认为，亚裔美国人（其中某些群体）的成功证明，没有必要通过改革解决针对黑种人的种族主义问题。在几代人经历压迫之后（从对华人的迫害到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强制拘留），这些“模范少数族裔”的一些成员也接受了这种刻板印象，并有意与其他种族群体保持距离。Matsuda和其他CRT学者谴责将“模范少数族裔”这一说法作为武器的做法，指出这一说法将东亚裔美国人定位为种族楔子，以破坏其他非白种人群体付出的努力。 1978年“加州大学诉巴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案的判决取消了大学招生中的明确种族偏向和配额，此后，高等教育机构将其工作重点从种族正义转向更普遍的多样性目标。由于接受了（部分）东亚和南亚裔美国人申请者，美国医学院得以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增加学生的种族多样性，而无需进行实质性招生改革。相反，医学教育秉持着唯才是举的迷思，掩盖了种族少数群体（包括其他亚裔美国人亚群体）是如何在一再呼吁多样性的情况下仍被排斥在外。虽然亚裔美国人医疗从业比例不断增加，但在脱离社会背景情况下，实则反映了CRT提出的“色盲种族主义”（colorblind racism）概念，即认为所有种族群体机会均等，与历史无关。CRT学界还鼓励挑战美国准则中的非历史叙事。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亚裔美国人在医学界的占比都不高，而且是被有意排斥在外。 亚裔美国医师目前地位说明一些人是如何从白种人至上主义制度下所形成的规则中获益的，白种人至上主义指的是“强化白种人特权的全部社会关系和实践”。在白种人至上主义下，只要领导职位、政策和实践以及支配这些政策和实践的权力继续主要集中在白种人手里，亚裔美国人在医学界的占比就被允许继续增加。因此，亚裔美国人在担任医学领导职位方面遇到了阻碍。在领导层占比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强化了一个默认观念，即亚裔美国人进入医学界是以获得白种人领导和群体的认可为条件。 亚裔美国人在强化CRT所发现的几种现象方面有时是同谋，承认这一点令人痛苦的，但也很重要。1994年，华裔美国人原告成功阻止了加利福尼亚州在学校消除种族隔离的努力。最近，尽管大多数亚裔美国人支持平权行动，但一些人与保守派组织起来，反对公立精英高中的多样化和高等教育招生中的平权行动。这些群体回避了教育领域反黑种人和反拉美裔种族主义的已知证据，而是专注于重申平权行动政策（而非其他压迫性制度）歧视亚裔美国人这一错误说法。 从代表性到定位 反亚裔歧视、骚扰和暴力的增长暴露了一个现实，即即使亚裔美国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也无法与白种人融为一体。模范少数族裔身份并不能保护人们免受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包括发生在医疗机构的暴力。 在CRT基础上，韩裔美国学者Claire Jean Kim提出了种族三角理论（racial triangulation theory，RTT），详细阐述了Matsuda关于白种人和黑种人种族化的框架。根据RTT理论，亚裔美国人通过两个过程达到“中间”水平。第一种是“相对价值化”，即白种人叙事将亚裔美国人吹捧为在文化上优于美国黑种人；随后，内化“模范少数族裔”迷思的亚裔美国人表现出更严重的针对黑种人的种族主义。在医学领域，上述价值化体现在对亚裔美国学生的评价上，认为他们比黑种人学生“更合格”、“更有知识”、“更受欢迎”，而且他们被认为“聪明”的可能性更大。接受相对价值化的亚裔美国人更有可能反对以种族正义为目的的改革。 但相对价值化与第二个过程“公民排斥”相互作用，“公民排斥”要求亚裔美国人保持“永久外来人”身份，以确保白种人至上主义得以延续。因此，尽管亚裔美国人在医学界比例高于其他种族群体，而且被认为能力更强，但亚裔美国医学生和医师也被认为与白种人医学生和医师相比“不太热情”“不突出”，而且不太可能获得荣誉。与白种人医师相比，亚裔美国医师在工作中遭受苛待和歧视的可能性更高，作为学术负责人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可能性更低，被排除在更高层领导之外的可能性更高。对自己文化优越性的肤浅证明加上遭受歧视的实际经历，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充满敌意的种族主义环境中，亚裔美国医学生比其他群体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 高等教育学者Museus和Iftikar提出了“AsianCrit”（亚裔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若干原则，它们被作为CRT概念的进一步应用。第一，“亚裔化”，指的是将亚裔美国人种族化为单一群体的过程，这抹杀了亚裔美国人在政策和实践中的多样性，包括在医学领域。例如，“在医学界占比低”这一描述可被用于指出亚裔美国人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但自2014年以来，AAMC和AMA均未公布有关亚裔美国人亚群体多样性的数据。在实践中，研究者和管理人员间断使用“并非占比低”一词来指代任何亚裔美国人，将亚裔美国人与白种人混为一谈，或将亚裔美国人完全排除在多样性分析之外。最近的研究将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进行分析，但没有区分亚裔亚群体。 反种族主义教育还需要关注亚裔美国人亚群体之间的动态变化。例如，与其他主要亚群体不同的是，大多数华裔美国人不支持平权行动，而且一部分华裔美国人团体带头反对从录取中数据细分到考虑种族因素等几项举措。他们的论点提到了他们在美国的相对价值化（与黑种人和拉美裔群体形成对比），以及关于平权行动旨在歧视亚裔美国人的错误说法、对“自然”阶级等级制度的信仰和族裔民族主义。最高法院案件中的SFFA原告故意缩小了遭受歧视的亚裔美国人的定义范围，将东南亚裔排除在外。AsianCrit为医学界的反种族主义实践提供了指导方针，这种实践对各亚裔美国人群体具有包容性，并对其负责。 结论 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为阐明亚裔美国人在医学界的定位提供了建设性方法。如果不开展这方面研究，亚裔美国人在医学界被抹除、被脱离的现象将继续存在，其不良影响也将继续存在。目前，亚裔美国人亚群体之间的医疗不平等现象仍被掩盖，许多亚群体需求被忽视。亚裔美国医师经常遭受来自患者、员工、同事和机构的反亚裔种族主义，而且没有机会认识到这一点并治愈创伤。医疗机构领导者错失了将亚裔美国人纳入种族平等讨论的重要机会。没有明确纳入亚裔美国人的多样化举措可能会增加疏离感，而积极反对反种族主义政策的亚裔美国人的观点和动机则受到了过多关注和重视。例如，在SFFA诉哈佛大学一案中，媒体经常报道愤愤不平的东亚裔美国人，但实际上没有亚裔美国人原告在该案中作证，声称受到歧视。因此，亚裔可能推动了美国医学界的白种人至上主义，而他们甚至都没有被询问其观点。 我们建议医学界的亚裔美国人放开视野，让其身份得到认可，让其历史和文化本身得到重视，而不是对比其他群体做出定义。我们认为，医疗机构必须停止将亚裔美国人理解为、描述为和视为统一群体，因为这将使排斥和抹除亚裔美国人的现象长期存在，此外各项研究必须包括有关亚裔美国人的全面细分数据。医学院课程应涵盖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和定位，包括承认医疗领域存在结构性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反种族主义行动应明确认可亚裔美国人并让其参与其中。例如，参与种族亲和团体等活动可以让亚裔美国人有机会治愈种族主义造成的创伤、建立社团、了解我们在美国的不同历史、参与问责实践以及制定种族团结策略，以消除医学界的种族主义。 我们希望医学界亚裔同仁能够寻求教育、反思和对话，以治愈种族主义造成的创伤，同时审视我们自身在这一行业的特权。以这种方式确定我们身份之后，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在延续医学界种族主义方面扮演的角色，同时也认识到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遭受的歧视和骚扰是结构性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我们鼓励同行探索亚裔美国人在跨种族团结运动中的丰富历史，并了解当前在以下领域的团结努力：废除基于种族的医学、将废奴主义实践融入医学等，还应该了解其他由实习医师领导的跨种族反种族主义努力。医学界可以借鉴这些运动的经验和联盟建设，超越团体之间严格的交易互惠关系，实现集体的系统性变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