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三（3日），美国亿万富商、“股神”巴菲特的商业伙伴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问时，他赞誉中国的体制有效介入经济繁荣期的市场放任发展，而且屡屡透过适当的市场介入和干预措 ...
| 周三（3日），美国亿万富商、“股神”巴菲特的商业伙伴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问时，他赞誉中国的体制有效介入经济繁荣期的市场放任发展，而且屡屡透过适当的市场介入和干预措施，成功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泡沫化或大萧条的困窘。对于中国的监管机构往往果断地在经济繁荣期的介入、调节，芒格承认“共产中国在面对经济繁荣时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显聪明”，亦因为如此他才觉得美国不应该预期每一个国家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透过美式民主体制解决，特别是中国所面对的人口等问题都亟需中国政府的积极措施应对。妄想美国的体制适用在中国问题上，芒格认为“这不过是美国的自负和自我中心”，他并反问“难道不应该有一个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聪明的国家吗？” 芒格这种对于中国体制有赞有弹自然并非什么石破天惊的新鲜看法，然而这位商界巨亨之所以在此时强调中国体制的独特性及其可取之处，无疑是观察到美国的经济早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窘境况，近日美国执政民主党推出的“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计划最终不过是“以新债支持旧债”推动经济发展。即使表面各类型的经济数据都似乎反映着美国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但问题是联储局这种无日无之的减息买债能够支撑着美国多久？当中国政府在经济繁荣期间懂得拿捏宏观长远的调控措施，美国却落得“收水”与“萧条”的两难局面，这不正正说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灵活与弹性，以及值得美国制度反思自身制度的问题吗？ 中国制度正在学习 芒格对中国政府在经济繁荣时的适切介入、调节报以欣赏目光，这种灵活与弹性的干预自然是因为中国不论领导人或监管机构都深明没有“一本通书用到老”的道理。从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就一直适应不同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作出调整。尤其在80年代，中国各个城市均需要资金发展基建，而中国政府便四出参考包括香港在内等地区的经验，并且成立土地管理局以转让土地使用权为政府增加收入。其中深圳作为中国首个的经济特区便先试先行并作为试点，举行全国第一场的土地拍卖会。 尽管卖地的收入早已逐渐成为往后三十年间各级政府发展的重要资金，然而面对趋于炽热的楼市以及过度仰赖房地产增长的发展模式，中国官员亦果断地以收回财权、房地产税等方法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这正正说明了中国制度一直在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当中，而各种试点的政策举措更是显示中国管治模式并不以一种方式处理国家社会问题，而是一种不断尝试、学习、错误、再修正和完善的过程。 反观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它显然是相对失去弹性的学习能力。当政府角色只能局限于被动的监管者，面对所有炽热的投机炒卖往往只能后知后觉地反应，而且所有监管措施最终都是屈服于市场的力量以及华尔街巨企势力，政府自然难免会落得被动地跟住市场走的下场。自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潚席卷全球金融资本市场后，为了避免各所金融机构倒闭以及美国民怨彻底的爆发，每届美国政府亦只能落得以债养债，不断提升国债上限以支持早已疲惫不堪的经济。 中国所能带动的实质企业盈利和增长 除了中国制度的灵活弹性外，芒格对中国体制的赞誉更不能脱离中国带动企业庞大盈利和增长的事实。横顾全球各国市场，各所企业根本不可能寻找到类似中国那样兼具庞大规模和增长动力的市场。尽管外国媒体在中美贸易战初期一直吹奏外资企业会撤出中国市场的消息，并且振振有词地形容监管机构的介入将会加快外资企业调整在华业务的步伐，然而实情却只有中国能够为这些企业带来巨额盈利和增长幅度，那些撤资的传闻压根儿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