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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路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这样宣布的时候，有一群中国人去了台湾，一些去了香港，还有一些海外华人，比如新加坡的南洋华人，切断了与大陆的联系。 这些炎黄子孙，来自黄河长江的岸边，背着相同的历史和文化的行囊，从此各奔东西，走上不同的道路。 白居易有《望月有感》诗：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许多年过去，这些文化上的炎黄子孙，他们的“一夜乡心”，又还有几处相同？ 香港 香港开埠后，去的多是大陆人，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日本侵华到国共内战，从1960年的大饥荒到“文革”期间的大逃港，从“双非子女”到“优才计划”，一直如此。 现在的香港居民中，93%的是华人，其他国籍、种族、肤色的居民，不足7%。 英国人在香港，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一是他们在不同的殖民地，用不同的办法治理，二是因为大陆随时可能收回香港，而且易如反掌，每一次的政权更迭、或社会动荡，都是机会。 直到1972年，香港依然实行《大清律例》，华人纳妾和休妻并不违法，村口的告示以“尔等臣民“称呼开始。华人犯法依《大清律例》，死刑会被斩首，英国人犯法则依英国法律，死刑执行绞刑。 虽然多数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学校却鲜有爱国爱港的教育内容。爱哪个国呢？爱中国是不现实的，因为是殖民地。爱香港是不鼓励的，因为可能培养独立意识。爱英国又太遥远。对很多港人来说，英国只是港币上的那个女王头像。梁文道先生在回忆自己的学校生活时，就很怀念那个没有任何政治教育的自由自在的学校生活。 语言互相渗透，互相借用，粤语夹杂着英语，国语夹杂着粤语。文化也互相兼容，香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和英美文化的杂交产品。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香港的茶餐厅了，那些港式西餐和中西结合的食品，兼容中西味道，便宜、快捷、大众化。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可谓复杂。 因为多数都是不同时期过去的大陆人，大饥荒时，他们会邮寄大米和猪油到内地，接济故乡的亲人。“文革”时期，他们会接纳和庇护偷渡逃港的人员，因为他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华东水灾时，香港捐款5亿。汶川地震后，香港捐款130亿。 可以说，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心是随着背后的大陆而跳动的。 香港人眷恋大陆，是因为故土观念，因为文化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离不开大陆，是因为经济和市场的需要，以及生活供给的需要。他们又畏惧大陆，是因为和大陆相比，二者实在不是一个量级的，大陆随时可以用任何借口、以任何方式吃掉香港。 香港与大陆的认同，一波三折，也是可以理解的。 很长一个时期，香港人有家国观念，却没有政治意识。中英谈判回归问题前，很多港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关于回归的谈判，让一些港人开始谈论政治，也开始关心自己的前途和香港的未来。 在97回归前后，香港的人心出现波动，完全可以理解。回归后，“马照跑，舞照跳”，人心渐趋稳定，一些移民去了澳洲或加拿大的港人，又开始回流，这其中，既有商人，也有蔡澜这样的才子。 香港认同大陆的高潮，是在2008年的奥运会前后。奥运的成功，让港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汶川地震又让他们感同身受。当时的一个民调发现，40%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有18%的认为自己是香港人。 可是，常年受西风熏陶的香港，与大陆的歧见，可以掩盖，可以隐藏，却无法消除。双方都要作出巨大的妥协和让步，才能和平相处，任何一方的坚持己见，就会发生冲突。 回归这些年，香港的抗议活动不断：维园烛光晚会，七一游行，雨伞运动，旺角冲突，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等等等等，与大陆的认同持续下滑。 2016年，65%的认为自己是香港人，30%的认为是中国人。 2021年，80%的认为自己是香港人，20%的认为是中国人。支持港独的17%，反对港独的67%，还有16%的没有态度。 《国安法》实行后，香港就像是1950年代初的上海，逐渐纳入北京的轨道。 台湾 随着《国安法》的颁布实施，香港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接着，就是台湾了。 1949年，蒋介石带着近200万军民撤至台湾时，台湾已有650万的人口。 老蒋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开始采纳老对手的许多做法，比如，加强党的建设，限制媒体自由，实行土地改革，放弃军队国家化，等等。 如果说，朝鲜战争救了台湾，越南战争成了台湾，那么，一个蒋经国，一个李登辉，决定了台湾的现在和未来。 1986年，邓小平曾通过李光耀，给他“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带话，说，大陆和台湾可以一国两制，台湾可以发护照，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一百年都不变”。可是，经国同学不为所动。 小蒋清楚，“反攻大陆”要采取另外的方式。 这位台湾戒严和白色恐怖的幕后黑手，在去世前，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和报禁，开放大陆行，完全改变了台湾前进的方向，因为“经国同学”当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亡党，要么亡国。 小蒋选择了前者，选择了李登辉作接班人。 身为基督徒的李登辉，认为自己是摩西一样的人物，要带着台湾去往“应许之地”。 随着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也发生很大变化。 现在台湾的人口中，97%的是汉人，2%的原住民，1%是大陆的少数民族、陆配或外籍配偶。 2020年，民调显示，83%的认为自己是台湾人，5%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7%的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2021年，民调显示，90%的认为自己是台湾人，65%的愿意为保卫台湾走上战场，不到5%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有4.7%的认为两岸应该统一。 这种认同的改变，波及移民去了欧洲、北美、澳洲的台湾人，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华侨”，而认为自己是“台侨”。 台湾曾被称为“亚细亚的孤儿”，台湾问题曾是中国人的内部问题，长期以来，不仅两岸这样认为，其他很多国家也这样认为。 这两年，随着台海问题成为国际热点，台湾问题越来越国际化，台湾海峡变宽了，与大陆的距离变远了，问题的解决也更复杂了。 新加坡 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后，新加坡华人捐款捐物，不少人返国参加抗日，许多人献出了生命。 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总会”，捐出100多架飞机，1000多辆战车，百亿的军火和救济粮。据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报告，抗战前四年，南洋华侨的捐款几乎占国民政府军费的三分之一。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报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开始针对华人的有系统的种族清洗，史称“肃清大屠杀”。李光耀说，有九万多新马华人遭到杀害。 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75%的人口是华人。 南洋的华人，既不同于东洋的华人，也不同于西洋的华人。他们的文化水平低，族群观念重，与故土的联系密切，勤劳节俭，顽强打拼。 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国父，又是中式传统的家长，毕业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又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新加坡独立后，李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虽然马来人只占13%，华人占75%。这不只因为与马来亚的历史渊源，更是要搞好与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大邻国的关系。 英语是世界语言，能帮助新加坡融入世界，保持与主要国家的联系，登上世界舞台。虽然在当时的新加坡，讲英语的不到三分之一，他们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政府的公文，法庭的判决，不同种族和社区之间的交流，都以英语为主。 然后，就是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包括语言的联系，文化的联系，特别是身份认同上的联系。 1965年，马来西亚把新加坡踢出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人与马来人的种族冲突。 李光耀曾对蒋经国说，在东南亚，有不少人认为，新加坡是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李光耀首先需要向邻国证明，新加坡不是“特洛伊木马”。 首先，李光耀本人是反共的。其次，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同时，禁止华语教育，坚决关闭以华文教学的南洋大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新加坡还实行和谐种族的政策。以政府的公屋为例，这些以优惠价格出售的公屋，严格按照种族的比例销售，鼓励不同种族混居。总统是新加坡的国家元首，虽然是虚位元首，在1993年全民直选之前，分别由不同种族的人轮流担任。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在正式的欢迎场合，宣布说，“新加坡没有华侨”。他这样说，一是告诫新加坡的华人，你们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二是要防止有人利用华人华侨，影响当地社会的团结。 直到1990年，新加坡才与中国建交，在印尼之后，是东盟国家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虽然李光耀认识所有的中国领导人，而且私人关系密切，可是，用李自己的话说，新加坡人要培养自己的新加坡意识，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才能与中国建交。 新加坡产生了李光耀，李光耀塑造了新加坡。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新加坡是政治、社会和文化转型的最为成功的例子。 新加坡人有李光耀，是福气。他们把前途和命运赌在李光耀身上，是运气。 历史证明，李光耀的选择是正确的。 李光耀还提出“亚洲价值观的五大原则”：1，社会和国家比个人重要；2，国之本在家；3，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4，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的稳定；5，宗教之间应该互补。 简单地说，“各尽所能，和谐相处”，“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儒家文化让李光耀成为威权主义家长，政府廉洁高效，政治却不民主，反对党只是摆设，没有新闻自由，文化发展长期受到压抑。 李光耀又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英国教育让他有世界情怀。他对东西方文化，对中国人，对新加坡人，有深刻的理解， 李光耀也彻底改变了新加坡人对中国的认同。 现在的570万新加坡人，76%的是华裔，他们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只有个别的认为自己是“文化上意义的华人”。 * * * 1949年后，曾是一家人的炎黄子孙，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走了不同的路。在70多年以后，他们渐行渐远，感情复杂，关系难以修补， 不仅是思想意识，他们的政治理念，生活方式，使用的语言文字，都很不同。 大陆用简化字，台湾用正体字，新加坡用英语，香港用繁体字夹杂着英语夹杂着简体字。 大陆人讲话的语速快，语调高，简洁生硬，铿锵有力，缺少乐感，语气中常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方言日渐消失，包括边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也在逐步消失。语言的一致化，是政治和制度一体化的必然后果。 台湾国语带有明显的闽南语腔调和用词，与大陆国语的发音和用词有很多不同。香港的粤语既不同于广州的粤语，又夹杂着英语和普通话，就像茶餐厅里的中式西餐或西式中餐。新加坡人的英语则带有浓重的南亚口音和用词。 喜欢文学的，可以从大陆、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等不同地区的华人作家的作品中，读出这些渐行渐远的迹象。比较一下港片和大陆片，张艺谋和李安的电影，也能看出它们很不同。社交媒体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以及主导型倾向，更能说明这几个地方有明显的不同。 中华民族的分裂，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到20世纪中叶达到高潮，最近几年，这些人群的分离开始加速，岐见日益明显，且显出难以愈合的迹象。 新年之际，中国人应该自问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让我们分离？又是什么让我们渐行渐远？ 也许，中国应该像李泽厚先生说的那样，告别革命，因为革命会冲走自己的兄弟姐妹，还会异化自己，最终，会吞噬自己。 也许，中国人应该以更宽容的态度，善待彼此，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也许，我们应该以更宽广的态度，对待中华文化，就像英国人对待他们的英语文化。我们知道，曾经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现在表现为美国文化、澳洲文化、南非文化、新加坡文化、加拿大文化，等等，中华文化也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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