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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b Bhanu Mehta）是印度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教育家、思想家之一。梅塔毕业于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一度执教于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尼赫鲁大学，著有《民主的负担》、《塑造新兴世界：印度与多边秩序》、《牛津印度政治指南》等。在公共领域，他先后任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印度总理知识委员会召集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治理协会副主席。他长期担任印度著名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主席，2017年以来身为副校长参与建设了印度阿育王大学（Ashoka University）。在本篇对话中，梅塔与哈佛大学政治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的李汉松探讨了印度思想史、古印度典籍的当代意义、近年来印度政坛的转变、中印边境冲突背后的理论难题，以及中印两国教育、发展、现代化面临的共同挑战。 李汉松：近年来，西方和印度学界执着于‘为印度寻觅思想史’。从梵学家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到剑桥思想史学者迦毗罗（Shruti Kapila）[1]，视角各不相同。但是否存在一种思想史论述，能观“印度政治思想史”之全豹？它又如何能够容纳从古典到中古，到莫卧儿和英殖民时期，以及南亚各地区之间这些迥乎不同的元素、语言和方法？在后殖民时代，政治思想史如何捕捉现代印度的形成？ 梅赫塔：印度思想史这项工程负荷重重。首先，最明显的事实是殖民主义。于印度思想而言，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即是：印度与其他受殖民国家一样，必须同时采用双轨的方式处理与西方的关系。一方面，西方在政治上支配着印度。殖民主义迫使印度进入一种屈从地位。这种从属性全面而完整。它基于种族之别，也基于印度经济的控制和资源的剥削。但它对思想史最深远的影响或许是知识论上的断层。在此之前，印度的知识形式——传统印度科学、数学、医学、文学、艺术等等——逐渐沦为了古文物研究者的兴趣。固然不乏有一些例外，但总体而言，公众形成了另一种共识：印度文明的成就属于遥远的过去。在未来的地平面上，并没有它的位置。其他人的论点甚至更为激烈，认为印度文化滞后，所以‘理所应当’接受殖民。这种论调的逻辑是：滞后‘导致’了殖民。因此，在现代性的风暴下，落后的文化必须一扫而空。在殖民统治下，许多印度人民也内化了这种论述。他们当中不乏很多人同意：印度文化种下了自己衰败的种子。 但这种论点也不仅来自殖民列强，而更是一种主流的‘现代性’思考模式，集中体现于黑格尔。黑格尔的观点非常复杂。但若简化来讲，他认为西方世界是自由得以实现的体现。至于世界的其他地区：中国、印度、非洲，也许曾经代表过“精神”（Geist）完整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些特定阶段。但这些文明已经统统石化。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文明中的人不再是实际意义上的‘施为者’。他们只是自己特定文化的表现形式而已。这一观点又紧扣着另一种论调：只有西方才能承载‘普世性’。所有其他文化即便有所贡献，也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在这种哲学论述之下，蕴藏着一种态度，代表了西方对待世界其他地区的主流态度。因此，你会发现19世纪所有的普遍化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改革派基督教神学，都能与殖民主义和平共处，也便不足为奇。 可以说，现代印度思想史发端于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化解历史的负荷？如何克服印度的隶属性？如何从西方居高临下的目光中拯救印度文明的过往？如何辩说印度文明本身存在价值，可以奉献给世界，而非只是偏狭的学术兴趣？如何证明印度人也是历史中的施为者，也可以主动地塑造和重塑世界？如何说明，印度人不只是在固化的、永久的西方文化映射下，一个被动的影子？ 面临这一挑战，出现了若干种回复。一种答复来自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和南亚左翼：首先接受‘现代性’的故事，然后反抗殖民压迫。但他们对于过往的兴趣集中在印度文明的物质基础上：生产模式如何定义了文化，如何形成了权力关系，如何决定了社会。我的这种复述也许过于简化，但印度左翼阅读文本的方式的确讲求还原主义。他们先立论再论证，挖掘文本是为了揭示古代印度社会的权力结构。印度左翼思想史家不感兴趣史诗《摩诃婆罗多》（महाभारतम्）中关于价值观的辩论，也不屑于琢磨它的文学价值，只求得出结论：它如何揭示了从游牧到定居社会的转变，或者是从亲缘社会到皇权社会的转变。我认为这种学术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但也有一些还原主义过甚，影响了全面的文本释读。在现当代学术界，有许多反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声音。很多批判者认为，观念或文化并非只是权力关系的密码。因为这样一来，理念便不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也就不能为我们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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